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看理想（ID：ikanlixiang），作者：李厚辰，原標題《健康碼 | 被忽略的數(shù)字管控壓力，以及它的來源》，頭圖來源：IC photo

在過去的一個月中，相信絕大多數(shù)的讀者已經(jīng)使用了“健康碼”。這個在疫情期間橫空出世，突然變得存在感極強的數(shù)字技術，在最近，也出現(xiàn)了關鍵的變化。

最初在各個省市以極快速度開發(fā)上線的“健康碼”，已經(jīng)逐步開始實現(xiàn)全國聯(lián)網(wǎng)，能夠在各省間互相承認。

當然該來的總會來，在3月27日《北京青年報》題為《健康碼要 “漫游” 也要 “長游”》的文章中，開篇提出健康碼在疫情后“退役”，接著便指出這樣的結局“省事”且“遺憾”，文章隨后提出：

而且，推進社會治理創(chuàng)新和建設智慧城市，也需要大數(shù)據(jù)支持。能不能有第二種選擇，那就是推動轉型，挖掘數(shù)據(jù)價值，拓展應用場景，使 “健康碼” 在疫情后時期得到新發(fā)展。

而3月24日，在廣州市關于疫情防控的第52場通氣會上，新的“穗康碼”發(fā)布，將作為實名電子身份證出現(xiàn)，并開始推行在公交和地鐵方面的應用。

一個新的時代，可能慢慢拉開了。

距離“數(shù)字利維坦”的一步之遙

在2008年以前，乘坐地鐵只需要購票，且票證與人的私人身份完全分離。從北京奧運會后，原本在奧運期間強化的地鐵安檢措施常態(tài)化，上海在2010世博會之后亦然。例如廣州雖然在2010亞運會后取消安檢，但全國大多數(shù)城市紛紛在2014、2015年將地鐵安檢常態(tài)化。

在當時，地鐵安檢常態(tài)化都是引發(fā)了較大爭議的公共事件，我國是全世界唯一一個在全境范圍內大規(guī)模推行地鐵安檢常態(tài)化的國家。但在本次，跟隨健康碼的實施，全國多地地鐵推行“實名制”乘車，這個已經(jīng)呼聲極高的爭議性公共政策，在本次疫情中便順利落地了。

這興許會隨著疫情結束后的健康碼制度而一并保留。從此乘坐地鐵又需要比安檢更多一層檢查。這僅僅是從地鐵管理制度一個側面看待“健康碼”的影響，不過不要低估它的影響力，“健康碼”絕不是“又一個管理措施”。

健康碼是特別的，它是第一個“基于手機”且“3D人臉識別”且“多場合人口管理”的措施。

基于手機，代表其可能以非常敏捷的速度更換管控標準，幾乎沒有部署成本，若需要針對某些人群甚至某個人進行管控措施的調整，可以在瞬間完成。

基于3D人臉識別以及嚴格的一人一碼，代表其可以達到最高標準的實名制。且基于機器數(shù)據(jù)后臺，擁有最強的防偽特性。

多場合人口管理，代表其可以跨場景使用。在本次疫情的預演中，它不僅可以實現(xiàn)某些特定場合的“準入”，甚至已經(jīng)開始成為小區(qū)“準出”的通行依據(jù)。

因此我們已經(jīng)擁有了一個裝機滲透率超高（廣州市截止3月24日持碼人口已占常住人口比例的72.39%），實名防偽，可以極其方便地管理準入準出，且以非常低成本部署和更改規(guī)則，精確到人的限制系統(tǒng)。

可以非常負責地預測，健康碼會成為未來城市管控的超級中樞，且借本次疫情的機遇一次性實現(xiàn)超高裝機量。

屆時，“身體之健康”將擁有更廣闊的意涵，成為一種更大意義上的“社會健康”，真正做到讓不健康之人“寸步難行”。

讀到這里，我想你會相信“健康碼”將長存下去并獲得更廣泛的應用。

但你可能還不明白，健康風險的擴散遵循何種邏輯？或你認為信息隱私僅僅是虛幻的“人格權”，作為一個遵紀守法的良民，雖然健康碼會給你帶來不便，但絕不會帶來根本的影響。

脆弱的城市，持續(xù)的健康風險

進入21世紀以來，禽流感和上呼吸道流行病頻繁高發(fā)，這與大城市，集約養(yǎng)殖，高流動性有直接的關系。而新冠肺炎，作為該譜系中最新，也是最強力的一款，顯示著這種集約化現(xiàn)代生活的脆弱。

尤其在我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50個大都市集群，有14個都在我國，且因為人口的密集，也導致大量動物養(yǎng)殖與宰殺場與人口接近。隨著養(yǎng)殖業(yè)規(guī)模的進一步擴大和城市人口密度的進一步增加，人畜共患的流行疾病，尤其上呼吸道傳染的疾病，其風險會只增不減。

再加上國內交通網(wǎng)絡，國際交通網(wǎng)絡的日益發(fā)達，病毒傳播的速度將會越來越快。

你也許會覺得我們一定有手段控制住養(yǎng)殖業(yè)的風險，當然是可能的，將養(yǎng)殖場與外界動物的交流徹底隔離，并將每只動物分開飼養(yǎng)而非在通風條件下密集地養(yǎng)在一起，或將養(yǎng)殖場搬離密集城市，到較遠的地方，發(fā)往城市的肉類由長途貨運承擔，并做好消毒和檢疫。

這些在理論上都有可能，不過雞肉的價格或許要翻個兩三倍。

而且，更多的隔離意味著更加的脆弱，我們都知道，若一個小孩從小在無菌環(huán)境下培養(yǎng)，那他幾乎不可能在自然環(huán)境中生存。

而隨著人類生活在越來越清潔的環(huán)境中，我們對很多細菌病毒的抵抗力也是缺失的，瘧疾就是其中之一。

越隔絕，越衛(wèi)生，便越脆弱。

進入21世紀，禽流感系的病毒就像是專門為了攻克人類的現(xiàn)代而演化來的，其高變異性導致疫苗的制備非常困難，在最佳的年頭，疫苗的有效率也僅在60%左右，該病不高不低的致死率，潛伏期，高傳染性，由動物傳染人，并可人傳人的特征，簡直是完美契合當代城市生活的特點。

因此我們面臨一種窘境，隨著集約化城市的擴大，人口流動的增加，養(yǎng)殖業(yè)因成本所限的易感染性，在未來的一段時間，我們必然要處于“人畜共患病”高風險的張力中。

只要這樣的風險存在，健康風險就會成為一種擴散的風險，健康的涵義會不斷增大。

“做過頭好過做不夠”——一個新道德的來源

這種風險擴散的核心邏輯就是：面對類似新冠肺炎一樣的疾病，預防措施做過頭永遠好過做不夠。

其原因是，如果一個病毒感染被疫苗攻克，那么這就是一個純粹的科學事件，是一個純粹的“健康事件”。

但如果我們面對一個高變異性和高潛伏期的病癥，這就立即超出了一個“科學事件”的范圍，變成了一個“公共道德事件”。

也就是我們認為，在這個情況下，對抗疫情的方法不是科學，而是“自律”。

個人自律永遠不夠，我們也還未學會相信他人的自律。以行政手段帶來“他律”，這已經(jīng)非常容易地達成了共識。

尤其是針對個人自由的限制，過度對個人自由的侵害是可以理解的，好過于為了保護個人自由而做得不夠。

那么阻止醫(yī)護人員回小區(qū)呢？醫(yī)護人員確實是衛(wèi)生風險較高的人群，個人自由可以妥協(xié)，那么公共道德為何不可以妥協(xié)？

在這里我們面臨一種“新道德”的邏輯，這個“新道德”恰恰會成為健康內涵擴大的基本邏輯。

這個新道德的內涵是基于生命權是絕對的第一權力，而疫病的公共衛(wèi)生風險成為危及生命權的迫切危機，因而以預防的方式介入，實現(xiàn)高危人群的“謹慎控制”，就成為第一公共道德。轉化為對于高風險人群的識別和控制的迫切需要。

如果所謂的“高風險人群”擁有完美的道德自律，自然可以讓所有人自覺居家隔離。但是在這兩篇文章《別讓“公共猜忌”成為疫情的遺產》，《“回形針”事件后，再次反思“猜忌文化”》呈現(xiàn)的“公共猜忌”中，我們總是擔憂高危人群恰恰公德喪失，對我們構成威脅。

在這里，我們迫切呼喚著利維坦以甚至“做過頭”的方式進行行政介入。

請注意，我們雖然將“疫情”當作某種對于“公共福祉”的破壞，但我們恰恰在這個新道德中，扭曲了此時“公共”的性質，我們試圖將其轉化為某種私人危機。

我們并不訴求公共福祉的破壞在公共之中以某種“公平”的方式共擔，我們希望找出“高危人群”，這樣我們便可置身事外。

健康碼恰恰是一種讓“公共衛(wèi)生風險”可以依據(jù)運氣在人與人之間精確承擔的方式，運氣喪失的人被限制，我們可以維持正常生活。

這與我們隔絕湖北人，隔絕醫(yī)護人員，隔絕海外歸國人員的邏輯其實完全一致，也一再提醒著我們根深蒂固的虛偽。

衛(wèi)生風險成為了一種不夠自律的道德風險，而行政手段，就是對這種“自律不足”的補充。

那么誰是“自律不足”的高危人群呢？這恰恰不由自律能力來判斷，而由他們暴露在傳染病中的危險程度決定，這完全是由分工決定的。

從事養(yǎng)殖和屠宰的人當然非常危險，從事病毒研究的人非常危險，醫(yī)護人員非常危險。城市中高流動性，接觸大量人員的人非常危險，他們是銀行的職員，餐廳的服務員，快遞和外賣，出租車和專車的司機。

是不是應該將他們隔絕在大規(guī)模聚集的公共場合之外？例如體育場，城市節(jié)日，大型公園。

非戶籍的流動人口呢？租房住的人當然比買房的人危險程度高，每天乘坐公共交通的人比每天開私家車的人風險高，他們是否要某種程度的限制呢？

在那些非常重要的場合呢？有達官顯貴出沒的地方，有老人和小孩出沒的地方，城市核心的大型廣場，是否需要更加嚴格的準入制度？是否需要經(jīng)過更加特別的健康檢查的人，才能夠獲得一種特殊的健康碼，得以出入這些場合呢？

那么，這種健康檢查的權利，將成為新的特權。

在那些特殊的時間呢？春節(jié)、黃金周，人員流動更大且密集，高危人群是否應該被剝奪在這個時候出門游玩的權利呢？

我不是個想象力豐富的人，只要我們秉持“做過頭永遠好于做不夠”，那么高危人群將永遠有“自律不足”的道德瑕疵，我們會發(fā)明多得多的限制方式。

祈禱你不是高危人群吧。

事后評論，粗暴共識的溫床

我們是如何走到這一步的，為何“健康碼”的推出一帆風順，幾乎沒有遇到什么反思和質疑。

直到現(xiàn)在它將成為我們長期佩戴的枷鎖，我們依然沒什么意見。

從疫情開始到現(xiàn)在，我們參與過任何防疫措施的討論或呼吁嗎？還是在這件事中，我們一直只是事后評論者。

國內外的一切事務，事情發(fā)生之時，我們毫無察覺，事情發(fā)生之后，我們開始評論其智慧或愚蠢，令人感動或令人生氣。

進一步，我們在意的，是事后評論立場的正確與否。感動是正確的，或是生氣是正確的，哪一個才是對的姿勢，在這里，共識變得廉價而粗暴。就像我們對“做過頭永遠好于做不夠”的共識，來源于我們對其他國家的鄙夷和我們對跨城市傳播者的憤怒。

憤怒和鄙夷總是輕飄飄的。

這種事后探討就是追求這樣的廉價共識，其結果就是對一種粗暴行政手段的默許，我們達成共識的過程越簡單，共識越少，那么行政的余地就越大，手段就越發(fā)粗暴。

沉迷于事后評頭論足，站隊互相攻擊的公共環(huán)境，就是放棄公共說服，放棄復雜共識的達成，這毫無疑問就是集權的最佳來源。

因而在健康碼的延續(xù)和擴張幾乎不可避免的當下，我建議大家關注和討論以下的事項：

a. 健康碼的立法特征

我們簽訂的這個神圣社會契約，其內涵是：如果我沒有違反大家經(jīng)過公共說服所達成共識事項（法律），我的自由就不應該受到限制。

那么如果健康碼以如此強力的方式對我的準入甚至準出形成限制，那每一個公民都需要了解健康碼的運作原理和規(guī)則。

不是簡單的幾個算法領域，注入所謂“空間維度”、“時間維度”、“人際關系維度”。而是具體的算法，計分規(guī)則，好讓每個人都判斷為紅碼的時候，透明地了解自己被判斷為紅碼的原因。

這樣，我們便永遠不會收到“這是系統(tǒng)自動判定，原因不可知”的搪塞。

若未來其條件擴展，那么擴展的條件，計分的算法和原則，也需要公開可知。

這些當然都符合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的的規(guī)范，作為細節(jié)到個人的計分規(guī)則，也不會屬于保密條例的范疇。那么有多少人自覺的提出信息公開的申請，使健康碼的運作方式為我們可知，當然就是每個人的責任。

不僅是其算法原則，在數(shù)字化司法的時代，每一行代碼都是法律本身，那么敦促這樣一件公器的代碼公開，也是重要的事項。

b. 健康碼的人的屬性

不管健康碼本身基于多么自動化的原則，為了避免一個數(shù)字利維坦的降臨，健康碼本身也需要有歸口管理的部門、申訴對象、最終完全由人復核與調整的機制。

讓每個被健康碼評判的人，若認為自己遭到不公，都有透明可知的渠道可以發(fā)力更改自己的健康碼屬性。

諸位讀者可能會有所疑慮，我們大多數(shù)人都遠離立法和行政過程，上面的這個目標有什么達成的可能呢？

那當然是倒逼一種行政流程的建立，本次疫情中諸多省份已經(jīng)有一定的健康碼申訴渠道，也并非是部署健康碼之初就有的配套措施，他們都是健康碼申訴過程中逐步完成的產物。

因此在未來如果健康碼真的擴展成為覆蓋面極廣的手段，那么每個被評價為“非健康”的人，都應該以行政復議的方式不斷敲打系統(tǒng)，促使系統(tǒng)以人的方式回應健康碼的事項。

這個過程，其實和每個消費者對抗商業(yè)企業(yè)AI客服的方式十分類似。

c. 健康碼高危人群的補償

為了讓健康碼不成為一種多數(shù)人對少數(shù)人的排除和歧視，對于被評價為“非健康”的人群，他們的合理補償也是極為重要的。這也由每個人，或其用工企業(yè)的主動求償來實現(xiàn)的。

以積極的方式應對系統(tǒng)，而非時時采取“事后評論”的心態(tài)，迅速站隊，表演式的表達，取得意淫的共識，這是公共文化改變的當務之急。

我們的無能，在呼喚數(shù)字利維坦的降臨

其實健康碼要解決的問題很復雜么？不就是讓危險較高的人群減少出門嗎？這難道不能靠社會輿論和文化的方式實現(xiàn)么？

一切公德問題都要交由行政處罰解決么？還是我們每個人要開始在公德塑造中盡自己的力量。

如果我們能夠有辦法達成社會共識，透過教育、輿論、互相幫助的方式實現(xiàn)高危人群的自律，不就不需要“健康碼”了么？

不要想象我們通過購買商業(yè)公司的服務來解決這個問題，Google在2008年曾經(jīng)發(fā)布了雄心勃勃的Google Flu Trends (GRT) 監(jiān)測計劃，通過人們搜索“發(fā)冷”或“流感”等關鍵詞的搜索趨勢，來預測流感。

如果你翻閱出版在2012年左右的關于流行病的科普書籍，GFT是當時絕對的明星，是人類進入數(shù)字紀元后創(chuàng)新性的解決社會問題的最佳例證。

但這個系統(tǒng)在2015年黯然下線，因其無法提供準確的估計，總是不可避免的低估或高估風險。

相反成立于2006年的非盈利性全球志愿者流感監(jiān)控論壇FluTrackers，卻在這次疫情中有相當早的預警。

早在1月8日，論壇上就對當時的疫情給予了相當高的關注，并在1月9日被明尼蘇達大學傳染疾病政策與研究中心報道，在1月11日就獲得了福布斯的報道。如果FluTrackers更具有影響力并有更多人參與其中，這場疫情將在很早就引起我們的重視。

從這個角度來看，是我們的無能，在呼喚利維坦。

社會問題中，每個我們自己搞不定的部分，都是數(shù)字利維坦可以染指的地帶。

我當然明白在這里，我們沒有足夠的自由開展公共自治與實踐，但抱怨與絕望肯定也對現(xiàn)狀于事無補。實踐的空間當然存在，形如FluTrackers一般無政治訴求，無任何意圖，只是向公眾提供信息的事情，依然是可以做的事情。

這尤其是知識分子的責任，如果知識分子忙于攫取公共情緒中的價值，做大流量，賺自己的錢，那么這些知識分子，就是數(shù)字利維坦的幫兇。

遏制這頭巨獸的，只能是我們自己的努力。社會共識的達成，社會說服的建立，也許沒有那么難。

不斷敲打技術與系統(tǒng)，維護其中人的底限

我很清楚，一種數(shù)字式的自動化行政不可避免，所以與其根本上抵制“健康碼”，或如末日來臨一般的傳達絕望氣息，不如學會積極介入，與數(shù)字利維坦共處。

不斷以人的方式敲打系統(tǒng)，維持著其中人的底限。

健康碼的延續(xù)當然傳達著巨大危機的信號，這是行政系統(tǒng)以前所未有的效率和能力徹底擠占個人生活的開始，不過正如黑格爾所說，“密涅瓦的貓頭鷹要等到黃昏到來，才會起飛”，我想真正的轉機或許也產生于最危機的時候。

我不是那只貓頭鷹，我只是呼喚它的到來，它是屬于每個人的聲音。這也是我一再在專欄中呼喚的，雖然我知道這很難很難。

每個人的生活，最終得由每個人的行動來捍衛(wèi)。

補充閱讀：

FluTracker帖子地址：

https://flutrackers.com/forum/forum/-2019-ncov-new-coronavirus/china-2019-ncov/821830-china-original-2019-ncov-news-thread-weeks-1-4-december-30-2019-january-25-2020/page9

CIDRAP地址：

https://www.cidrap.umn.edu/news-perspective/2020/01/more-details-emerge-new-coronavirus-wuhan-cluster

福布斯專題報道：

https://www.forbes.com/sites/judystone/2020/01/11/wuhan-coronavirus-outbreak-shows-the-importance-of-sound-science-sleuthing-and-cooperation/#3a56e0fb1add

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看理想（ID：ikanlixiang），作者：李厚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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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wǎng)址: 你做好一直使用“健康碼”的準備了嗎？ http://www.u1s5d6.cn/newsview7717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