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體通常指允許用戶創(chuàng)建、分享和交流信息(含文本、圖像、音頻、視頻等)的在線平臺，社交媒體使用(social media use, SMU)則是基于社交媒體開展的行為活動[1]。隨著人們在線交流和信息獲取需求的日益增加，社交媒體越來越受大眾尤其是年輕群體的歡迎，青少年人群中每日使用社交媒體的比例高達84%[2]。在中國，QQ、微信、微博等成為主要社交媒體平臺，而在西方類似的平臺包括Instagram、Facebook、Twitter等。

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疫情所導致的居家隔離措施增加了社交距離，使得民眾越來越多地依賴線上社交媒體獲取信息，在疫情開始的幾個月期間，社交媒體新聞消費量增加了近47%[3]，青少年在社交媒體平臺上花費的時間增加了近1倍[4]。有研究發(fā)現(xiàn)，頻繁接觸社交媒體有可能導致個體轉向問題性甚至病理性的使用，并對心理健康造成一定損害[5-6]，在疫情期間過度使用社交媒體還可能會引發(fā)嚴重的抑郁情緒和心理應激反應[7-8]。也有研究者認為，青少年的媒體使用(包括社交媒體)與自殺意念或其他心理健康結果無關[9]，不能預測心理健康功能受損[10]，適當使用還有助于滿足青少年的接納和歸屬等核心需求[11]，幫助增強社會參與，維持加強同伴關系[12]，且近年來的數(shù)據(jù)傾向于報告社交媒體使用和同理心之間的積極聯(lián)系[13]。

因此，青少年社交媒體使用和心理健康之間的關系需要進一步厘清。本研究擬對領域內主要研究變量進行概念化，進一步探究變量之間關系和影響因素，總結過往研究不足和未來改進方向。

1.  社交媒體使用的概念化

在過往的媒體相關研究中，受訪者經(jīng)常被要求直接估計花在屏幕上的具體時間，因此產(chǎn)生了屏幕時間、數(shù)字媒體使用、屏幕使用等概念；除社交媒體使用之外，還包括電子書、單機游戲、離線視頻、工作任務等社交之外的內容[9]。因此，有必要澄清社交媒體使用的在線、社交屬性，以區(qū)別于有關屏幕時間的研究。與社交媒體使用相似的是社交網(wǎng)絡(social network services, SNS)，隨著技術的更新，社交網(wǎng)絡不再是傳統(tǒng)意義上SNS的概念，還包含了即時通信、網(wǎng)絡游戲、網(wǎng)上約會等綜合功能[14]，已逐漸和SMU融為一體，一般研究者對這兩者的含義不做特意區(qū)分。但從過往的研究經(jīng)驗來看，研究者依據(jù)研究目標或自身喜好，對兩者依然有不同的使用習慣：超過一半的研究者傾向于SMU，約1/4的研究者傾向于使用SNS，也有少部分研究者會使用數(shù)字媒體[15]、數(shù)字技術[16]等更寬泛或Instagram使用[17]等更具體的概念。本研究傾向于使用SMU這一經(jīng)典概念。

目前SMU的測量維度主要包括了使用強度(時長、頻率等)[18-29]、成癮/問題性使用[21, 23-28, 30]、使用類型和方式(一般使用、主動/被動使用、積極/消極使用等)[19, 25, 28-29, 31-32]、使用動機(維持社交、信息獲取、信息溝通、自我展示、在線支持等)[33-36]。

2.  心理健康的概念化

廣義的心理健康是以主觀幸福感和精神病理問題為核心的雙重模型，對應社交媒體研究中的積極或消極心理指標，如主觀幸福感、生活滿意度、抑郁、焦慮等[19]。狹義的心理健康處于積極心理學的視野下，通常指個體能夠保持主客體統(tǒng)一，擁有旺盛精力與愉快情緒，由此不斷發(fā)展健全人格[31]，是對傳統(tǒng)消極被動、病理性的心理健康研究模式的一種補充，更關注人的積極品質[37]。

過往文獻中，超過一半研究者偏向于使用消極指標，包括抑郁[18, 20-22, 24-26, 28, 38-44]、焦慮[26, 28, 39-42]、孤獨[35]、壓力[42]、自殺自傷[17, 25, 39, 45-46]、成癮[26, 41-42]、睡眠[41-42, 47-48]、進食障礙[26, 39, 44]、網(wǎng)絡欺凌[26]等。僅少數(shù)從積極指標出發(fā)，以幸福感為核心概念[16, 29, 36, 49-50]，還包括社會支持和社會資本[51]。其余研究者則使用混合心理健康指標，對其積極和消極的雙重性進行了分類闡明[15, 19, 23, 27, 30, 32-35, 52-54]。本研究更傾向于使用廣義心理健康的概念，即承認積極和消極結果的雙重性。

3.  SMU和心理健康關系及影響因素

在SMU和心理健康關系的相關研究中，抑郁是最受關注的心理健康指標，如過往的6項Meta分析探究了SMU強度和抑郁的關系，一致發(fā)現(xiàn)兩者呈微弱的正相關[18, 20-22, 24, 43]；也有許多研究將抑郁作為混合指標中的單個因素，認為SMU與青少年抑郁及此外更多的消極心理(焦慮、孤獨、自殺自傷等)均存在關聯(lián)[15, 25-28, 30, 32, 35, 38-42, 44, 52]。與之不同的是，近年來積極心理學科研范式的興起使得研究者更加關注SMU對青少年積極心理的影響，目前累積證據(jù)表明，青少年適當使用社交媒體與幸福感的增加呈正相關[16, 29, 36, 49-50]，提示青少年借助SMU能夠獲得更多的社會支持和社會資本[51]。

面對兩者關系方向和效應量大小的不確定性，本研究認為其中的影響因素更值得關注和探究，以下從調節(jié)和中介因素、保護和危險因素兩大主題展開討論。

性別和年齡是最常被納入研究的調節(jié)因素，但5項針對抑郁的Meta分析均發(fā)現(xiàn)年齡、性別的調節(jié)效應并不顯著[18, 20-21, 24, 43]，只有1項發(fā)現(xiàn)女性SMU的增加更容易導致抑郁風險[22]；還有一項Meta分析發(fā)現(xiàn)，男性SMU和不良情緒與壓力的相關性更高[23]。此外，社交媒體使用類型[19, 24-25]、文化背景[19, 25, 54]、先前的心理問題[23, 25, 27, 39, 50, 54]、家庭社會經(jīng)濟地位[38, 54]、社會支持[25, 46]都是重要的調節(jié)因素，在主動性使用、集體主義文化背景、先前較少心理問題、較高家庭社會經(jīng)濟地位、更具社會支持的前提條件下，SMU與積極心理的正向關聯(lián)度更高。

在社交媒體問題性和成癮性使用與心理健康的關系中，錯失恐懼是最常見的中介因素[23, 28, 32, 39, 47]，而在進食障礙相關領域，身體意象是連接SMU和心理健康的核心中介因素[25, 27, 32, 44]。此外，大量研究認為，社會比較是SMU損害心理健康的關鍵中介因素[25, 28, 32, 39-40, 44]。盡管社會支持在一些研究中被認為是調節(jié)因子[25, 46]，但有時也作為SMU促進心理健康的中介因素被納入分析[25, 28, 32]。

保護因素從積極心理學的角度解釋了SMU如何促進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即高自尊的青少年對自身具有較高的評價，肯定自我價值和能力[55]，可以抵御社交媒體帶來的負面效應[50, 52]，社會支持和父母的有效管理則能夠讓青少年關注和體驗當下，免于網(wǎng)絡有害信息的暴露[27, 46, 50]。

SMU破壞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因素更復雜多樣，現(xiàn)實生活中的孤獨會使青少年過度依賴于線上社交體驗[52]，預先遭受過抑郁、焦慮、網(wǎng)絡欺凌等心理困擾的青少年在使用社交媒體時會遭受更嚴重的心理健康損害[27, 40, 50, 54]，在線接觸自殺自傷內容會合理化和強化青少年的相關意念及行為[46]，甚至威脅生命安全。

4.  研究局限及展望

過往的實證研究和綜述列舉了該領域進展的種種不足和困境，但從提及頻率由高至低可以歸納為以下核心10條[15-36, 38-44, 46-50, 52-54]：(1)主要是橫向證據(jù)，缺少縱向證據(jù)，難以解釋變量因果關系；(2)關注英文文獻較多，缺少非英文和灰色文獻的納入，存在選擇偏倚；(3)缺乏對年齡、性別、種族、社會經(jīng)濟地位等人口學變量和影響因素的關注；(4)不同研究采用不同的研究術語、研究方法和變量測量方式，異質性高，缺乏更系統(tǒng)的研究框架；(5)對變量的測量多采用問卷等自我報告，缺乏更客觀的工具；(6)缺乏對社交媒體使用、心理健康更精確的概念化和多維屬性的討論及對新興社交媒體的關注；(7)過于重視普遍效應，忽視了個體差異和弱勢群體；(8)缺少對社交媒體積極作用的關注，過度關注消極面；(9)缺乏臨床指南或干預措施；(10)主要關注北半球，缺少南半球等欠發(fā)達地區(qū)的證據(jù)。在此基礎上，本研究提出未來的研究路徑，以彌補目前研究中存在的缺陷。

盡管領域內已出現(xiàn)大量的實證研究，但由于術語、方法等不同，研究之間往往異質性很高，因此迫切需要更完善的框架或模型來進行指導和解釋。媒體影響的敏感性差異模型(differential susceptibility to media effects model, DSMM)從中介調節(jié)機制的角度解釋了媒體使用與健康結果之間的關系，說明了研究中間變量——如反應狀態(tài)(認知、情緒、興奮)、媒體敏感性(性格、發(fā)展、社會)的重要性，可以在研究關鍵影響因素時提供理論指導[52]。近來還有研究者在操作方法上將計算機媒體通信分為“以技術為中心”和“以用戶為中心”，前者利用技術捕獲設備的具體使用情況(如花費時間、使用頻率等)，后者包含心理-感知的成分，通過自我報告(技術態(tài)度、使用動機、內容感知)來獲取[56]，社交媒體作為計算機媒體通信的一種，也能夠被整合到上述框架中。同樣地，心理健康概念也應當在系統(tǒng)框架下被闡明，如區(qū)分精神病理水平(焦慮、抑郁、物質成癮等)與一般心理狀態(tài)(孤獨、壓力、幸福感等)。綜上所述，將所關注概念置于模型或框架內進行精確的操作化，會使研究結果更有意義。

越來越多的研究認為SMU強度(時長、頻率等)是一個粗略的變量，多數(shù)和心理指標相關的結果僅能反應其弱效應[52]。相比之下，拓展SMU的多維屬性(如主被動、積極和消極)尤其重要，但該方面研究還遠遠不夠[16, 35]。隨著技術更替，新興社交媒體如抖音、小紅書等迅速闖入大眾生活，對青少年的影響尚未可知，國內也缺乏相應的實證研究，但舊有的概念可能已經(jīng)難以適應新技術框架，需要被不斷更新。在方法上，傳統(tǒng)的自陳報告也已不能滿足需要，各種前沿技術或證據(jù)等級更高的研究方法(縱向、實驗、神經(jīng)影像學等)應當被整合到新的研究框架中[44]。如近年有研究者把內隱聯(lián)想測驗和社交媒體過度使用聯(lián)系起來，開發(fā)了基于Facebook使用的FIAT范式，證實了內隱態(tài)度和社交媒體的過度使用息息相關[57]。

既往研究偏向于普遍效應，研究者希望從宏觀層面“一勞永逸”地確定社交媒體使用和心理健康的直接關系[29]，屏幕時間等概念也是簡化主義的代表[9]，但研究視角和樣本來源的不同導致結果存在異質性。未來進一步研究應當尊重青少年的個體或群體差異，理解這種異質性[52]，從更微觀的角度進行切入，納入人口學變量、文化環(huán)境等多種調節(jié)因素，給予臨床和弱勢群體更多關注[44, 46]，除量化研究外，也應當進行更多的質性研究了解青少年真實的想法。

相關知識

社交媒體對青少年心理健康影響調研報告.pptx
當心社交媒體影響青少年心理健康
心理學研究：社交媒體使用與青少年心理健康的關系
心理學研究揭示社交媒體使用與青少年心理健康的關系
社交媒體如何影響青少年心理健康？
社交媒體對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響與管理
青少年使用社交媒體，對心理健康是好是壞？
研究：青少年“不健康”使用社交媒體現(xiàn)象激增
研究：青少年不健康使用社交媒體現(xiàn)象激增
社交媒體的普及對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響

網(wǎng)址: 社交媒體使用對青少年心理健康影響的研究進展 http://www.u1s5d6.cn/newsview148951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