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社會學評論》2021年第5期
作者 | 張一璇（浙江大學社會學系博士研究生）
內容提要:本文以女性網(wǎng)絡主播為例，探討平臺勞工的勞動過程與身份認同出現(xiàn)的新變化。通過深度訪談、參與觀察收集田野資料并進行分析，本研究發(fā)現(xiàn)在平臺的薪資制度、競爭制度、彈性用工模式的作用下，勞動者在平臺上的勞動空間之外開辟出“第二層勞動空間”進行隱蔽的情感勞動，并塑造商品化的“人設”以迎合觀眾的消費需求。其結果是勞動空間被無限擴大、勞動力再生產空間被擠壓、勞動者的自我身份被全面商品化。平臺技術深刻影響了服務業(yè)中的女性勞動者，看似“自由”的平臺勞動者實則在犧牲自由的同時面臨異常嚴重的剝削與異化。
關鍵詞:網(wǎng)絡主播；平臺經濟；勞動空間；情感勞動；身份
下午兩點，筆者來到J在上海的寓所，此刻她剛剛“下播”。見面時她的臉上依舊帶著直播時的妝容，眼睛戴著美瞳，身穿直播時的少女風格的衣服。客廳里布置出的一小塊空間便是她直播的地方：桌子上有一臺筆記本電腦、一個麥克風、一副耳機、一個攝像頭以及各式各樣的化妝品，面朝桌子擺放著兩個落地式補光燈。桌子后面的沙發(fā)上裝飾了毛絨玩具和led彩燈，這是直播時身后的背景。每天早上九點左右起床，J開始直播前的準備。化妝、調整設備、設置直播間，中午十二點準時“上播”，播到下午兩點。J在繁華地段租住的這間寓所既是家也是工作場所。下午三點，J還沒有吃午飯，于是點了外賣。訪談時J有些疲憊地靠在沙發(fā)上。六點半，到了她的晚班時間。離開播還有十幾分鐘，她打開電腦調試好直播間，然后拿起化妝品迅速補妝。她說：“要先調整一下狀態(tài)，不然上播的時候哭喪著臉就不好了?！逼毯?，鏡頭前傳來的不再是訪談時那個慵懶的聲音，而是她用活力滿滿的聲音與直播間的觀眾們打招呼，開始了晚間的工作。
(田野筆記，2017年10月14日)
如今像J這樣在直播平臺上工作的網(wǎng)絡主播數(shù)量過億。平臺技術對服務業(yè)產生了巨大影響，新型服務業(yè)應運而生，網(wǎng)絡直播便是其中之一。網(wǎng)絡直播是近年來興起的“網(wǎng)紅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網(wǎng)絡紅人依靠大規(guī)模粉絲群體形成消費市場、從消費者身上獲取收益，以消費者為導向包裝自身形象并生產符合消費者偏好的內容，注重內容的多樣化與定制化，具有后福特主義（Post-Fordism）的特征?！熬W(wǎng)紅經濟”變現(xiàn)的重要途徑之一是利用網(wǎng)絡直播中的“打賞”、送禮物的功能使粉絲消費。2016年以來，以泛娛樂直播為代表的網(wǎng)絡直播市場規(guī)模迅速擴大（艾瑞咨詢，2017）。截至2020年12月，我國網(wǎng)絡直播用戶規(guī)模達6.17億，真人秀直播用戶規(guī)模為2.39億，占網(wǎng)民整體的24.2%（中國互聯(lián)網(wǎng)絡信息中心，2021）。截至2018年6月，我國網(wǎng)絡直播用戶規(guī)模達到4.25億。從事主播的人群中，女性占比高達78.8%，男性僅占21.2%，男女主播比接近1：4，在全職主播中這一分布更為明顯，男女主播比為1：5；收入方面，9.6%的兼職主播月收入超過萬元，21.0%的全職主播月收入超過萬元（新華網(wǎng)，2019）。網(wǎng)絡主播通過即時表演的方式制造休閑娛樂內容，與觀眾互動并為其提供無形的觀感與體驗，生產和消費在勞動過程中同時進行。網(wǎng)絡直播依托于平臺，平臺是一種基于互聯(lián)網(wǎng)的數(shù)字基礎設施，它是將生產商、供應商、客戶等不同主體聚集在一起的媒介，在促成各個主體相互溝通的同時通過后臺架構以控制交互的可能性（Srnicek&Desutter, 2017）。平臺的出現(xiàn)挑戰(zhàn)了學者慣常意義上理解的勞動時間與空間的邊界：平臺創(chuàng)造了互聯(lián)網(wǎng)上的勞動空間，擴展了勞動空間的邊界，模糊了勞動與非勞動、生產與生活的界線。在此背景下本文基于圍繞網(wǎng)絡主播展開的田野調查，嘗試展現(xiàn)女性網(wǎng)絡主播的勞動過程并探討平臺在其中的深刻影響。
一、從服務業(yè)到平臺經濟：
勞動形式變遷下的勞動過程
女性借助平臺從事主播行業(yè)，涉及性別、資本、服務、空間、時間等要素 的新組合，核心問題仍可以通過“勞動過程”（labor process）理論進行分析。服務業(yè)的繁榮發(fā)展將勞動過程研究從傳統(tǒng)行業(yè)擴展至服務業(yè)。服務業(yè)中勞動者為顧客提供無形的服務與感受，“情感勞動”（emotional labor）是其突出特點（Hochschild，1983）?！扒楦袆趧印敝竸趧诱吖芾砼c調動表情、情緒、情感，依據(jù)特定規(guī)則在顧客面前展現(xiàn)出相應的情感與情緒的勞動過程。“情感勞動”研究包含兩種視角，其一聚焦于工作（job-focused）,強調勞動者與顧客的互動，要求特定的情感表達；其二聚焦于勞動者（employee-focused），即勞動者在勞動過程中管理情感的過程（Brotheridge&Grandey，2002）。在第一種視角下，研究者指出顧客的異質性使相同工作中的“情感勞動”出現(xiàn)程度上的差異（Kang，2012）；與顧客的互動過程需要依附于性別氣質的情感表達（Melosh，1982；Cockburn，1985；Reverby，1987）。在特定的工作中，女性認可并愿意展現(xiàn)女性氣質，情感表達是對女性身份的肯定（Leidner，1991）；也有研究者認為“情感勞動”中的女性氣質往往意味著服從（Acker，1990），加強性別勞動分工的同時固化和再生產了性別不平等（蘇熠慧，2018）。在第二種視角下，霍赫希爾德（1983）指出勞動者的“情感勞動”過程包含“淺層偽裝”（surface acting）與“深層偽裝”（deep acting）。前者指勞動者通過管理表情、聲音、動作等展現(xiàn)出情感；后者則是勞動者有意識地表達內在情感，利用何種“偽裝”取決于勞動者與場景（Ashforth&Humphrey，1993）?！扒楦袆趧印本哂兄貜托耘c腳本化的特點，勞動者為了省力通常會發(fā)展出習慣性的程式化的情感表達模式（Ashforth&Fried，1988）。一些行業(yè)要求高度程式化的情感勞動，另一些則在程式化的基礎上給予勞動者一定的自主性（Leidner， 1993，1999）。資方或管理者會提供腳本化的情感表達模板，嵌入于勞動培訓和日常管理的過程之中。
情感勞動理論揭示出勞動者需要調動自身的不同方面，包括外在的情感及內在的自我（selfhood），因而情感勞動何以影響勞動者的自我身份認同 （personal identity）引起了學者們的關注。身份認同包括自我身份認同（personal identity）與社會身份認同（social identity），后者指個人對特定社會類別群體的歸屬，如性別身份認同、職業(yè)身份認同等（Ashforth&Humphrey，1993）。在關于制造業(yè)的研究中，學者已注意到勞動對身份認同的影響，特別是階級屬性和勞動之間的相互作用。勞動者將階級屬性投射到勞動身份中、以階級屬性預設職業(yè)身份特征，在與其他群體對比的基礎上建構自我身份，最終階級屬性內化于勞動者的自我認同之中（Lamont, 2000）。在服務業(yè)中，勞動者與顧客常常處于結構性不平等之中，勞動者將勞動身份中的階級屬性與外在的結構性不平等轉移到自我身份建構中，在勞動過程中建構出處于高位的自我身份認同，從而緩和社會身份上的不平等位置（Sherman，2007）。在情感勞動研究中，身份認同視角從關注外在社會身份屬性轉向了更多地關注“自我”?；艉障柕吕碚撁}絡下的研究認為情感勞動中的勞動者具有真實的自我（authentic selfhood）和表演的自我（performative selfhood）（Sherman，2007），表演的自我是勞動者在勞動中形成的社會身份、是商品化的對象，兩個自我之間的分離可以視作社會身份與自我身份之間的分離，同時研究者已注意到相比于剝削商業(yè)化的情感，剝削“ 自我”更加嚴重（Leidner，1991）。服務業(yè)領域勞動過程的研究成果所給予的啟發(fā)在于，關注在情感勞動中勞動者的自我以何種方式被裹挾進商品化過程中、異化在何種意義上對勞動者產生影響。
在新自由主義和后福特主義的背景下，依托互聯(lián)網(wǎng)的數(shù)字經濟、平臺經濟崛起，勞動方式與勞動過程呈現(xiàn)出前所未有的新樣態(tài)，情感勞動也深受影響。資本進入互聯(lián)網(wǎng)領域產生了數(shù)字經濟，它與后工業(yè)社會以來的“社會工廠”（social factory）相結合，使勞動發(fā)生了深刻變化（Terranova，2000）。互聯(lián)網(wǎng)本身成為了“社會工廠”，生產與消費在自由勞動力范圍內重新配置。依托于互聯(lián)網(wǎng)的“靈活積累”，資本主義迅速席卷全球（Harvey，1990）?！办`活”的重要特點之一是生產方式打破了時間與空間的限制，呈現(xiàn)出時空壓縮的特點，資本與信息在全球范圍內快速整合。在勞動者身上體現(xiàn)為工作時間空間高度靈活，工作從工廠和辦公室擴散到家庭內（卡斯特，2006），工作場所、家庭場所、公共場所的邊界日趨模糊（Standing，2011）。活躍于數(shù)字經濟中的勞動者被稱為數(shù)字勞工或網(wǎng)絡勞工，無形內容是其生產出的重要產品， 商品更像過程而非成品（Terranova，2000）。數(shù)字勞工具有“非物質勞工”（immaterial labor）的特征（Hart&Negri，2000）。勞動內容革新的同時勞動者被推入不穩(wěn)定勞動（precariat labor）的深淵——臨時工、零工成為普遍的用工形式，勞動者的職業(yè)身份發(fā)生了改變（Harvey，1990），“無酬勞動”增加了數(shù)字勞工的不穩(wěn)定性（Huws，2013）。平臺為處于分散狀態(tài)的個體勞動者提供了工作空間，它將生產過程的各個環(huán)節(jié)連接成為閉環(huán)，勞動形式驟變。在以平臺為依托的信息產業(yè)、創(chuàng)意產業(yè)及服務業(yè)中，彈性雇傭制度（flexible employment） 普遍存在，體現(xiàn)為工作任務靈活、缺乏制度性保障、雇傭時效縮短（姚建華、蘇熠慧，2019），勞動合同靈活、管理形式由直接監(jiān)管轉變?yōu)殚g接監(jiān)管（Harvey，1990）。平臺利用外包、眾包、弱化正式勞動關系等方式使勞動控制變得隱蔽（梁萌，2016；吳清軍、李貞，2018；趙璐、劉能，2018；杜鵑等，2018）。平臺以極大的彈性將大眾的創(chuàng)造力與閑暇時間納入勞動過程之中，使生產與生活的邊界變得模糊（胡慧、任焰，2018）。平臺將娛樂休閑活動勞動化和商品化，由此產生了巨大的數(shù)字勞動剩余價值（蔡潤芳，2018）?，F(xiàn)有研究關注的重點是平臺如何利用制度、管理方式與意識形態(tài)實施控制，較少涉及平臺上的情感勞動，同時對平臺時空特征的影響以及勞動者自身的變化關注不夠。
在我國，平臺經濟催生出大量“信息服務業(yè)的情感勞工”（邱林川，2009）。網(wǎng)絡主播、職業(yè)“網(wǎng)紅”等新型職業(yè)不斷出現(xiàn)在大眾視野中，依托平臺的新型服務業(yè)使勞動者身處不同于傳統(tǒng)服務業(yè)的新狀態(tài)。本文的研究對象是在網(wǎng)絡直播平臺上工作的女性網(wǎng)絡主播。目前學界已有的研究揭示出，平臺通過去標準化的薪資制度、打造“命運自主”的平臺經濟意識形態(tài)以實現(xiàn)勞動控制（徐林楓、張恒宇，2019）；女主播在勞動過程中投入大量情感勞動，通過調動顧客的情感以實現(xiàn)“情”到“錢”的轉變（涂永前、熊赟，2019）。本文認為有必要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討論平臺的時空特征和用工模式對情感勞動過程及勞動者主體的影響。平臺使情感勞動的時間、空間更加靈活，同時，彈性用工模式使勞動者獲得了空前的“自由”，這與傳統(tǒng)情感勞動中的管控完全不同，因此本文將平臺特點納入情感勞動的范圍中重新考察“勞動過程”，并提出以下研究問題：平臺經濟中情感勞動如何進行？其勞動過程與傳統(tǒng)情感勞動有何區(qū)別？平臺的時空特征對情感的商品化產生了什么樣的影響？情感商品化在何種意義上影響勞動者的身份認同？
二、女主播的勞動過程：
三層空間與三個身份
01
女主播與直播平臺的運作模式
網(wǎng)絡直播也被稱為網(wǎng)絡表演。根據(jù)直播內容上的差異，網(wǎng)絡主播分為娛樂主播、游戲主播、戶外主播、電商主播等類型。娛樂主播在直播間內進行即時表演，以展示才藝、與觀眾聊天等方式為觀眾提供娛樂休閑內容。本文研究對象是娛樂主播中的女性主播（后文簡稱為主播），娛樂主播中女 性占比較大，其觀眾中男性占比較大。以本文研究對象為例，該領域涉及四個主體，分別是主播、觀眾、直播平臺、公會（或稱經紀公司、主播工作室等）（見圖1）。直播平臺處于產業(yè)鏈頂端，是行業(yè)規(guī)則的操控者，聯(lián)結公會、主播、觀眾。資本大量進入直播平臺后，直播市場在數(shù)年內被一些綜合性泛娛樂平臺瓜分，每個平臺在保留自身特色的基礎上涉及內容廣泛。平臺為主播提供“網(wǎng)絡直播間”，主播要想開播就必須依賴于平臺。平臺為觀眾提供娛樂休閑空間，觀眾在平臺上注冊賬號觀看直播，購買平臺上的虛擬禮物贈送給主播，稱作“打賞”或“刷禮物”。為了將收益最大化，平臺必須依靠大量主播源源不斷地進行內容生產，為此平臺將招募、管理主播的業(yè)務外包給公會，公會負責招募、培訓并向平臺輸送主播。平臺一方面直接對接公會，另一方面借公會之手管理主播，既能獲得充足勞動力、確保內容生產的豐富性，又能降低管理成本、提高管理效率。平臺使公會之間相互競爭從而確保自身活力。平臺與公會均從主播的收入中獲取分成，平臺分成比例最高，公會次之，主播是被盤剝的底層。平臺、公會與主播簽訂靈活、個性化的工作協(xié)議，每位主播的工作時長、“禮物流水”、薪資分配比例等都不相同，這充分體現(xiàn)了“后福特式”的管理方式，更重要的是這種工作協(xié)議不是勞動合同，而是一種商業(yè)合作協(xié)議，平臺以此逃避勞動法規(guī)的制約。
02
田野資料與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田野時間為2017年9月至10月、2018年9月至10月、2019年4 月至6月，共7個月。收集資料的方式是深度訪談與參與觀察。表1和表2列出了受訪者信息，共16人，包括12位網(wǎng)絡主播和4位主播工作室負責人，所有受訪者的身份信息都做了匿名處理。受訪者中全職主播8人，兼職主播4人，兼職主播均為高校學生。每次訪談時間在1至2小時，對部分受訪者進行過兩到三次回訪。此外筆者還通過觀看受訪者直播以及拜訪的方式參與觀察她們的工作與生活。
03
三層空間中的三個身份
平臺技術重新安排了勞動者的勞動與非勞動，在主播身上體現(xiàn)為創(chuàng)造出兩層勞動空間和第三層勞動力再生產空間，劃分依據(jù)是主播所進行勞動的場所在平臺與否。本文認為勞動空間的分割是理解網(wǎng)絡主播勞動過程的有力工具，主播的勞動過程延伸至平臺之外，兩層勞動空間中勞動內容和勞動特點不同，導致勞動者的身份認同出現(xiàn)新變化，最終勞動者被隱蔽地剝削的同時其異化更為嚴重（見表3）。
第一層勞動空間指主播在平臺上的直播間進行實時表演的時間與空間的集合，被稱作“上播”。在其中主播制造娛樂休閑內容并與觀眾聊天互動、獲得虛擬禮物。第二層勞動空間是本文討論的重點，指主播在平臺之外進行勞動的時間與空間的集合，被稱作“下播”。在其中主播與粉絲繼續(xù)互動以滿足粉絲的情感需要。相較于第一層勞動空間，第二層勞動空間靈活松散、貼近生活，平臺與公會管理較少。其私密性使其中的勞動過程也非常隱蔽。第三層空間是勞動力再生產空間，指主播的私人生活，完全遠離直播。
在三層空間中主播擁有不同的身份（identity），其中第一、第二層空間中的身份是商品化的“人設”?！叭嗽O”全稱人物設定，指在動畫、小說、電影創(chuàng)作中設計人物時賦予人物一定的外觀、性格，使人物具有某些鮮明的特征，在娛樂產業(yè)中指明星、偶像、“網(wǎng)紅”等包裝自身，使其形象滿足粉絲的消費期待?！叭嗽O”意味著對人的外觀、性格、情感等進行塑造，它不同于一般意義上的身份認同?！叭嗽O”盡管很大程度上建立在性別身份和勞動身份的基礎上，但卻是高度商品化的，它并非勞動者性別身份或勞動身份的真實歸屬，而是被有意識地創(chuàng)造出的商品。塑造“人設”是主播勞動內容的重 要組成部分，該過程利用了“情感勞動”的不同方面。在第一層空間中，主播對“人設”的塑造側重于“淺層偽裝”，從外貌形象、表情語言、肢體動作上進行塑造，通過化妝、服裝、人像處理技術等打造視覺形象。在第二層空間中，主播通過“深層偽裝”從內豐富“人設”，調動特定情感與情緒與粉絲深度互動，最終重塑自我認同。不同于傳統(tǒng)服務業(yè)中資本控制下勞動者所表現(xiàn)出的重復性、腳本化的情感表達，主播與不同類型的粉絲相處時調動不同的情感，高度個性化。在第三層勞動力再生產空間中，主播的身份回歸于自我身份。
三、平臺制度下的第二層勞動空間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導致勞動和非勞動在時間與空間上分離（Perlow, 1998；Thompson, 1967），平臺經濟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這種分離。互聯(lián)網(wǎng)中 的“自我程控勞工”（self-programmable labor）其勞動時間被延長，勞動場所也常常是私人空間（卡斯特，2006）。如果說主播在直播間內進行的表演是可視化的勞動過程，那么在直播間之外，主播的勞動是隱蔽的勞動，同樣會消耗大量時間與精力，這即是“第二層勞動空間”。之所以會產生第二層勞動空間，是因為直播平臺設置的薪資制度與直播的工作特點之間存在矛盾。在平臺制定的薪資制度中，主播的工資包括保底工資和禮物收入兩部分。其中保底工資因平臺而異，一些平臺不設置保底工資，主播要想有收入只能依靠在直播中獲得禮物；另一些平臺則會設置數(shù)額較低的保底工資， 能否獲得取決于主播是否完成由平臺制定的考核標準，如完成每個月直播總時長、禮物流水任務等。禮物收入是觀眾在直播間內贈送給主播的虛擬禮物所對應的人民幣價值，類似于計件制工資和提成工資的結合，主播通常獲得全部禮物收入的30%至45%，剩余部分由平臺與公會獲得，其中平臺的分成在50%左右。薪資制度高度靈活，體現(xiàn)為每個主播的薪資分配比例各不相同，但相同的是主播只有獲得足夠多的禮物才能保證收入，她們往往不會在意“底薪”而努力追求禮物：
一個主播不是靠底薪過活的，靠底薪那還不如不播了。（主播芙蘭）
競爭獎勵制度是另一個重要的激勵機制。每個平臺都設置了名目繁多的主播之間的比賽，如個人pk賽、公會賽、年度賽等。平臺按照比賽時的禮物收入對主播排名，主播根據(jù)名次獲得相應獎勵，如獲得平臺推薦、提高禮物分成比例等。以J講述的“周星評選”為例，拿到“周星”稱號的主播其直播間的位置會被平臺調整到全平臺頁面的前幾位，直播間的曝光率會大大提高。然而“周星”的角逐十分激烈，取勝與否需要依靠粉絲的大量金錢投入, “搶下來少則花三十萬，多則七八十萬”。平臺借此制造出主播之間的競爭排位賽，若想在各種比賽中獲得名次和收益，主播就必須盡可能動員觀眾為自己“刷禮物”。
與這些制度相配合的是平臺采用“后福特式”的靈活管理方式給予主播極大的“自由”。平臺借助公會管理主播。在入職環(huán)節(jié)，面試、簽約過程高度簡化，一段自我介紹與才藝展示的視頻便是面試流程的全部，且入職后普遍沒有技能培訓。平臺和公會只規(guī)定固定時間段內（一般為一個月）的直播總時長，主播自主安排每天的工作時長和工作時段；主播的工作地點通常是自己家中；直播內容取決于主播自身，平臺與公會只監(jiān)管直播內容是否違反法律法規(guī)。主播將平臺和公會的管理稱為“放養(yǎng)”，在松散的管理下她們將在激烈的工作競爭中的成敗歸于“完全自己的事情”：
平臺和公司完全沒必要監(jiān)管你，他也不會去監(jiān)管你，他唯一監(jiān)管你的就是內容不違法……你做得多就拿得多，做得少就拿不多，你要想多拿就好好監(jiān)管自己。（主播J）
“好好監(jiān)管自己”說明平臺將外在控制巧妙地轉變?yōu)閯趧诱叩膬仍谧晕铱刂?，勞動者被迫“同意”平臺的勞動控制。一方面靈活的管理模式下主播自主安排工作方式，另一方面平臺操縱薪資制度迫使主播最大限度進行勞動。名為“自由”的勞動空間實則是平臺給勞動者預留的無限大的潛在勞動空間。
如前所述，禮物是主播收入的最重要來源，因而主播要不斷激發(fā)觀眾的消費欲望。這決定了主播與觀眾之間不是“一錘子買賣”，主播需要盡可能留住觀眾，將有消費能力的觀眾變?yōu)槌？?，主播稱之為“忠粉”。在第一層空間主播單向輸出內容，以表演為主，為所有觀眾共享，觀眾通過點歌、刷禮物、發(fā)評論等方式參與。一場直播中同時觀看的人數(shù)從幾十人到數(shù)千人不等，主播難以做到在直播過程中顧及每一位觀眾的需求。平臺上主播數(shù)量眾多，一些主播依靠流動性高的“路人”粉絲獲得收入，被稱為“吃百家飯”。主播深知這樣難以保證長期的收入，因而她們會努力發(fā)展出穩(wěn)定的粉絲群體。同時，高收入來自直播間內消費金額巨大的粉絲，他們被稱為“土豪” “大哥”“大守護”等，他們能夠為主播的收入帶來“飛躍”式的提高。這類粉絲起初因主播的外貌、才藝等進行消費，但能否持續(xù)穩(wěn)定地“刷禮物”則需要主播與他們建立起深層關系使其消費穩(wěn)定化。僅依靠在平臺上的第一層勞動空間很難長期留住粉絲，因此在主播看來，“下播”之后繼續(xù)工作以留住粉絲是自然的也是必要的，私下不花時間粉絲就會流失已成為共識。公會同樣深諳此理，他們會提醒主播：
我們老板就會跟我說你要做好線下。某某某主播做得好是因為她線下做得好。就是教我和那些土豪聊天。（主播J）
必須指出，平臺界定的勞動時間僅指主播在平臺上直播的時間。盡管平臺和公會默認“第二層勞動空間”的存在、深知主播需要在其中投入時間 與精力，但他們不會將之計算進勞動時間之內，更不會為主播在其中的投入支付報酬。
四、“人設”與隱蔽的情感勞動
01
“人設”作為商品
塑造“人設”是主播的重要勞動內容。傳統(tǒng)情感勞動中，勞動者根據(jù)資方的要求塑造出職業(yè)身份，外在的社會身份是情感勞動的商品化對象。勞動者的身份建構、情感管理等包含在勞動培訓之中，職業(yè)身份認同深受資本控制（Leidner，1991；Warhurst&Nickson，2001；Weeks，2007）。在主播身上則是另一番樣態(tài)，資本迫使主播創(chuàng)造出商品化的“人設”，“人設”是勞動者自我身份深刻卷入勞動過程之中后自我身份的商品化。平臺和公會不對“人設”做細致設計，將“人設”形塑交給主播，主播根據(jù)粉絲偏好以內在“自我技術”（technologies of the self）改變自身，摸索“人設”的風格，身份生產是一個流動的過程：
我剛去斗魚的時候，公會給我的“人設”是二次元元氣少女，后面走著走著就變成性感路線，走著走著就越來越有女人味了，就和原來完全不一樣了，那就換成這個路線。因為你會發(fā)現(xiàn)有女人味的主播明顯比那些可愛的（主播）刷量要高。（主播芙蘭）
從“元氣少女”到“女人味”的轉變恰恰體現(xiàn)出觀眾的審視影響了“人設”。打造“人設”的過程需要主播不斷思考、設計、調整，消耗精力的同時其異化程度大大加深。不同的勞動空間中塑造“人設”的側重點不同。第一層勞動空間內，主播通過外觀突出“人設”的風格，如溫柔、可愛、成熟等不同類型。服飾和妝容構成了“淺層偽裝”的最基本方面，看似展現(xiàn)個性的符號實則是商品化的表達。主播在鏡頭面前管理表情并使用一些腳本化的動作，如做出“比心”的手勢、輸?shù)魀k接受懲罰時展現(xiàn)出可憐的表情等，通過“淺層偽裝”打造“人設”的外觀。在第二層勞動空間中，側重從內強化“人設”，聚焦于性格與情感的“深層偽裝”?！叭嗽O”的風格定位決定了主播在第二層勞動空間中與粉絲相處時調動怎樣的情感，主播需要把握“人設”的定位、按照 符合定位的標準不斷進行情感整飾，使“人設”變飽滿：
性格也要按照“人設”的風格來。線上是“女神”線下還是要“女神”，就是說要溫柔體貼、善解人意……核心就是“人設”怎么定位。（主播小鹿）
與粉絲相處時“要溫柔，盡量別發(fā)火”，因為“粉絲是花錢來高興的”，即便遇到素質不高的粉絲她們也要學會巧妙化解。必要的隱忍、控制真實情感體現(xiàn)出主播從內塑造“人設”的過程。
02
隱蔽的情感勞動
第二層空間中，主播利用“深層偽裝”下的“人設”與粉絲互動、陪伴粉絲、提供情感支持。針對不同類型的粉絲主播采取差異化的應對方式，根據(jù)粉絲的消費數(shù)額將其分為普通粉絲、重要粉絲與核心粉絲?；拥木唧w內容分為兩類，其一是構建虛擬共同體，其二是與重要粉絲、核心粉絲進行個性化互動。
1.“自家人”
為了維持穩(wěn)定的粉絲群體，“自家人”的話語被利用。談論粉絲時主播常使用的稱呼是“我家粉絲”“我家哥哥”，她們會有意識地強調“自家人”的 話語，增強粉絲的凝聚力與歸屬感進而提高自身競爭力?！白约胰恕辈呗员贿\用到第二層勞動空間內，體現(xiàn)為主播在社交軟件中建立的粉絲群，它延伸了直播間，擴展了主播與粉絲的互動空間，其靈活性與私密性為主播與粉絲間的溝通提供了便利，比如主播時常通過粉絲群動員粉絲“刷禮物”?！白约胰恕彼鶚嫵傻奶摂M社交空間是主播對所有粉絲采取的最基本的情感維系策略。
2.“私人定制”
在我的直播間一次性消費超過1500塊就可以加我微信，然后我會和他們私聊……直播間是一個很現(xiàn)實的地方，就是你付出多少得到多少，你花的錢多，主播自然會對你多一些照顧。（主播J）
互動的核心是陪伴與回饋。此時主播提供的是脫離腳本的、高度靈活的互動。首先是陪伴粉絲并提供情感上的支持，“給粉絲當知心朋友”。這占據(jù)了第二層勞動空間內的大量時間，最常見的形式是在社交軟件上與粉絲一對一聊天，“聊起來一兩個小時就過去了”，隱蔽地擠占了非勞動時間。其次是在物質上回饋粉絲。公會時常提醒主播以實物回饋粉絲，如送印著主播照片的明信片、抱枕等。但公會提供的是送禮物“模板”，主播認為這難以突出某些粉絲的特殊地位，因而她們會以“私人定制”的形式打造個性化禮物，如芙蘭在中秋節(jié)時親手做月餅贈送給粉絲，以此使粉絲獲得“私人定制”的親密感：
中秋節(jié)到了公會就會跟我們說記得給粉絲寄月餅。那我就覺得去買的話沒太大意義，我就親手做送給他們。那個很費時間的，我送了十幾個人。區(qū)別對待就是對我多花一點心思的粉絲，我就送他們一盒，然后對我只花了那么一丟丟的我就會送一個，但都是我親手做的。（主播芙蘭）
在粉絲過生日時“私人定制”更明顯，當重要粉絲過生日時，主播會將當天直播間的名稱改為“ 祝某某生日快樂”，還會送生日禮物。實際上，“私人定制”隱蔽地對主播的勞動技能產生了影響，體現(xiàn)為主播為迎合粉絲的偏好而更新勞動技能。最常見的是網(wǎng)絡游戲技能，陪粉絲玩游戲被視為聯(lián)系感情的重要方式。才藝也是“私人定制”的體現(xiàn)，如小鹿的粉絲中有粵語歌愛好者，她在直播之余學唱粵語歌以滿足這部分粉絲 的偏好。
3.“曖昧錢”
“私人定制”的極端化是發(fā)展親密關系，是主播針對核心粉絲采取的策略。這類粉絲在直播間內消費金額明顯高于其他粉絲，被稱為“大哥”，他們的消費能夠為主播帶來可觀的收入。盡管每位主播“家中的大哥”的消費水平不同——幾千、上萬、數(shù)十萬甚至更多——但所有主播都會格外留意這類粉絲，將他們奉為自己直播間內的“貴賓”。與一般觀眾相比，這類粉絲常不惜“斥巨資”，暗示他們“別有所圖”：
大哥花的錢多是因為他們想追主播，一般看直播逗樂子的人不會花那么多錢刷禮物。花錢刷禮物只是他們追人的一種方式罷了。（主播雪梨）
還有偷偷和粉絲談戀愛的，不是真的談戀愛，就是她給每個大哥都說我們談戀愛，但是工作原因你不要告訴別人，跟好幾個大哥都是這樣 的關系，就是騙禮物。（主播J）
第二層勞動空間的靈活性與私密性為主播穩(wěn)定粉絲、動員粉絲消費提供了便利。主播針對不同粉絲采取不同的應對與管理策略，使之穩(wěn)定進而刺激消費。不同于第一層空間中側重于整飾外貌儀表的“淺層偽裝”，主播在第二層空間內進行的是更為復雜的“深層偽裝”，第二層勞動空間的存在使主播在“人設”中加入了大量復雜的情感表達，“人設”以及嵌入進“人設”中的情感和親密關系被深刻地商品化。
五、甜蜜的悲哀：平臺經濟中的異化勞動
第二層勞動空間的存在對勞動者而言是“甜蜜的悲哀”。回饋反映在禮物收入上，在其中投入多常常能為主播帶來可觀收入。然而高回報背后是主播做出的“犧牲”，即深刻的勞動異化。首先，勞動時間、空間無限擴大導致勞動力再生產時間、空間被極大程度地擠壓，全年無休、每天“圍著直播和粉絲轉”是常態(tài)；閑暇時間少、足不出戶更是加劇了主播心理上的疲憊與負擔，以至于出現(xiàn)“心情特別糟，但開播還得笑”的反差。其次，主播的勞動身份與自我身份之間異化嚴重?！叭嗽O”的產生意味著異化勞動瞄準了人本身，將人自身變?yōu)楫惣旱拇嬖冢撕腿说念惐举|都深陷異化的漩渦。面對粉絲時，主播“就像被按了一個開關一樣”開啟“人設”，“人設”與真實身份之間普遍存在割裂，長此以往“人設”會侵蝕自我。一些主播為了吸引粉絲會利用與自我身份相去甚遠的“人設”，如“劍走偏鋒”“毒舌”等，甚至年齡在“人設”中也可以重新“設定”，換言之自我的一切都可以人為調整：
（認識的主播）三十多歲了，有孩子，但她還是賣小女生的“人設”。她不唱歌的時候吊著嗓子和粉絲講話，聽起來嗲嗲的像個高中生，一唱歌聲音就變粗了。（主播J）
最后，主播普遍缺乏職業(yè)認同感與歸屬感?！俺郧啻猴垺卑凳局涓叨炔环€(wěn)定性。一方面，主播在勞動中難以實現(xiàn)自我價值，“掙錢”被視為這份工作 最大的甚至是唯一的價值；另一方面，主播之間“真真假假”、競爭激烈而難以結成職業(yè)共同體。面對種種擠壓，主播在第三層空間內暗自抗爭以爭取工作與生活的分離，如對工作時間進行靈活拆分以創(chuàng)造閑暇時間；利用不同微信號，“一個私人、一個加粉絲”，從而爭取“人設”和自我的分離等。在這一過程中有人退出，有人默默抗爭，也有人難逃金錢與欲望的吸引。在平臺設計的規(guī)則中，她們注定處于弱勢一方，最終不得不用命運自主的虛假意識麻痹自我：
確實很多人會迷失自己，更多的是被錢征服……這個行業(yè)沒錯，它只是會催生很多急功近利的心理。做直播是個人的選擇，做什么工作都要付出。（主播Molly）
“人設”及其背后的異化勞動將三層空間串聯(lián)起來，“人設”使三層空間逐層擠壓、嵌入。主播開辟第二層勞動空間時，第一層空間的淺層表演延續(xù)至第二層并深化，促成飽滿的“人設”，第一層空間悄然侵入第二層。當“人設”與真實自我存在反差時，主播在二者之間反復跳躍，異化是一二層勞動空間與勞動力再生產空間在主播身上的內在割裂。當主播深刻扮演“人設”、長期代入“人設”的氣質時，一二層勞動空間持續(xù)侵入第三層空間，“人設”內化進真實自我，商品化身份與真實自我混融?！叭嗽O”、異化、情感勞動于三層空間中塑造出“網(wǎng)紅”勞動的生命，勞動者的異化過程更加復雜和深刻。
六、結論與討論
網(wǎng)絡經濟時代平臺技術對非物質勞動產生了巨大影響，平臺靈活、自由、非正式的特點為普通人提供了參與其中的機會，同時也使勞動過程更加復雜?；谔镆罢{查本文討論了女性網(wǎng)絡主播的勞動過程，在主播身上我們看到網(wǎng)絡平臺技術深刻改變了周遭的生產和消費方式。相比過去40年新自由主義和全球化世界工廠景觀，如今服務業(yè)在平臺經濟的作用下發(fā)展出新的生產與消費模式：空間上，資本以低成本的虛擬網(wǎng)絡空間的形式實現(xiàn)積累；時間上，資本通過制度設計使勞動者以內在“自我技術”將自身逐漸異 化。在這場網(wǎng)絡平臺技術的巨大革新中，經典馬克思主義聚焦的“將自然物變成人為物”的勞動過程已退居次要位置，生產的主題變成了“將人、生活和情感變成商品”。
誠然，馬克思的經典論述仍然可以幫助我們穿透這些新勞動過程。首先，我們看到的不是勞動者的自由選擇，恰恰相反，勞動者變得更加不自由。本文使用“勞動空間在延伸”的提法，希望揭示平臺制度創(chuàng)造了難以察覺的勞動空間，無形中延伸了對勞動者的剝削。其次，人的“類本質”被不斷剝奪，這是本文用“三個身份”揭示的過程?！叭嗽O”在此是一個關鍵概念——一個將人的類本質轉換成商品的關鍵?！叭嗽O”讓我們清楚地看到資本早已將商品化的目標對準了人，人成為了可以任意設定的商品化對象。最后，平臺是導致勞動過程改變的始作俑者?！白杂伞笔瞧脚_向主播發(fā)出的邀請，但同時平臺的制度將主播置于“自由”的陰影下，迫使主播進行自我監(jiān)督和自我規(guī)訓，平臺的控制更為隱蔽，對勞動者的剝削也更為嚴重。
網(wǎng)絡主播讓我們看到一個高度精巧的異化騙局：在直播的場域中，勞動者與消費者看似高度自由，一切就像“自己的生活”。但正如本文試圖揭示的那樣：一切都是資本的制作——娛樂、“人設”、虛擬禮物、“親密關系”等都是資本的產物。更值得注意的是，勞動者清楚自身的境遇、清楚自己的人生在被全面地商品化；顧客也同樣知道這一切只是游戲，背后是平臺的利益。但是，正是網(wǎng)絡虛擬世界的曖昧、矯飾、金錢的隱蔽傳遞使得“真實”世界的資本主義可以忍受，從資本家到勞動者到顧客，所有人都生活在不愿說破的幻象里，這似乎是網(wǎng)絡主播在資本世界里的生命力——一杯止渴的鴆酒，一劑給資本主義療傷的資本解藥，一條寄生在寄生蟲身上的寄生蟲?；蛟S，只有通過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概念，即包含勞動、人的制造物因其流通能力而對人本身造成的支配，我們才能更深入地理解這個過程。
編輯：小小李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