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哲學--內(nèi)容、歷史與走向
哈克/江怡譯 

    導  言
    分析哲學始終是20世紀占主導地位的哲學運動。從一開始，它就與理性精神和科學結為聯(lián)盟，并致力于推翻思辨的形而上學和消除哲學上的神秘性。在方法論上，它是與運用新的邏輯作為哲學洞見之來源相關聯(lián)的，并且后來（在哲學中的語言轉向之后）主要地和細致地關注語言及其用法相關聯(lián)。分析哲學以各種形式盛行于20世紀最初10年到70年代。然而，在本世紀最后25年中，它已經(jīng)失去了它的顯著特征，而它得以保留分析哲學這一名稱，更多地是由于其歷史關系，以及它與先前傳統(tǒng)共同關注的焦點和它與大陸哲學某些形式的反差對比。人們會驚奇地發(fā)現(xiàn)，盡管“分析”、“邏輯分析”和“概念分析”這些術語從這場運動一開始就被廣泛地用于刻畫它所提倡的哲學方法，但“分析哲學”這一名稱卻是在相對較晚些時候才逐漸流行起來的。它最早出現(xiàn)于30年代，  但這似乎并沒有流傳開來。據(jù)馮?賴特（Von Wright）推測（1993：41，注35）  ，這一名稱得以流傳開來，部分地是由于阿瑟?帕普（Arthur Pap）戰(zhàn)后的著作，即1949年出版的《分析哲學原理》，1955年出版的《分析的認識理論》和1958年出版的《語義學和必然真理：對分析哲學基礎的探究》。的確，引人注目的是，戰(zhàn)后的兩部極有影響的早期分析哲學論著選輯，即美國的費格爾和塞拉斯編輯的《哲學分析讀物》（1949）和英國的弗盧編輯的《邏輯與語言》（1951），無論是在題目上還是在導言中都沒有使用“分析哲學”這一名稱，而被看作弗盧所編選輯后繼者的是出版于1962年的巴特勒（Butler）  的《分析哲學》。人們對如何刻畫分析哲學幾乎沒有什么一致的看法，而用于確認邏輯原子主義與戰(zhàn)爭期間劍橋分析的基本原則和理論的著作與論文卻汗牛充棟。各種闡釋和捍衛(wèi)邏輯實證主義原則和理論的出版物（包括一篇宣言）的確猛如洪水，其中也不乏來自戰(zhàn)后牛津用于解釋和捍衛(wèi)斯特勞森稱之為“邏輯- 語言的”或“關聯(lián)的”（connective）分析之方法的論著。 但我們卻很難發(fā)現(xiàn)對“分析哲學是什么？”這一問題的簡潔有力的回答。人們對誰應當被看作分析哲學家有著廣泛的共識，但卻沒有一種統(tǒng)一的意見。來自劍橋分析學派的摩爾和羅素、年輕的維特根斯坦、布勞德、萊姆塞、布雷思韋特（Braithwaite ）、早期威斯頓和斯蒂賓（Stebbing）肯定都在這個名單之列，而諸如石里克、哈恩、卡爾納普、紐拉特、費格爾、魏斯曼等維也納小組的核心成員和諸如柏林科學哲學學會的賴興巴赫或亨普爾等分支也能列入其中。在狹義的“分析哲學”中人們可以劃定這種界限，其原因就在于對分析、還原和邏輯建構的普遍承認。但我認為這在兩點上是很愚蠢的。首先，在后面兩組和戰(zhàn)后哲學之間盡管有差別，但更重要的是有連續(xù)性。  其次，戰(zhàn)后牛津的大部分哲學家，諸如賴爾、艾耶爾、尼爾（Kneale）、奧斯汀、格賴斯、斯特勞森、哈特（Hart）、漢普夏爾（Hampshire ）、皮爾斯、奎因頓（Quinton ）、烏姆森和渥諾克（Warnock）都自認他們是分析哲學家，并把他們的工作描述為概念的分析或語言的分析，最終是分析哲學，其他還有許多哲學家也在致力于他們所認為的相似的傳統(tǒng)。維特根斯坦的許多學生，諸如馮?賴特、馬爾康姆和布萊克，可以正確地被看作是分析哲學家，雖然他們相互之間以及與許多牛津人物之間在不少重要方面有所不同，如果把他們包括在內(nèi)的話，那么，唯一對牛津分析哲學產(chǎn)生影響的后期維特根斯坦也就包括在內(nèi)了。  然而，對怎樣最清晰地刻畫分析哲學，人們?nèi)匀粵]有一致的看法。而且令人奇怪的是，與關于這場洪水般哲學運動各分支的大量出版物相反，一直很少有人把分析哲學當作一種整體現(xiàn)象加以論述。

         分析哲學的顯著標志
    對分析哲學的分析描述將力圖闡明一系列顯著標志。很容易得到確定的是這樣一些出發(fā)點：無論怎樣去刻畫它，分析的概念都必定出現(xiàn)在這種描述之中，同樣必定會出現(xiàn)的是邏輯的和語言的分析。但可能引起爭論的是，依據(jù)某種單一的解釋并把它們結合起來，這樣一些描述無法確定是否是以包括了20世紀哲學中一切形式的分析哲學。或許，沒有任何一套特征可以刻畫分析哲學的標志，因為它可能根本就無法用merkmale（標記）加以定義的。所以，最好把它看成一個家族相似的概念。這樣，一種分析描述也可能并不是審視分析運動的最有效的方法。（1 ）分析：如名所示，分析哲學關心的是把復合物分解為它們的組成部分。但由于對被作為這種分析主題的復合物的看法各不相同，也就產(chǎn)生了分析哲學的不同形式。因為根據(jù)某些看法，被看作屬于哲學分析的是實在或被認為構成實在的事實，因此，分析就被看作是揭示世界的終極成分和由此構成的事實的最一般形式（羅素）；此外，它也被視為展現(xiàn)不依賴心靈之概念的結構和構成客觀實在的命題（摩爾）。根據(jù)另一些看法，分析的內(nèi)容是人類的思想和語言，而分析的結果被看作是揭示思想的以及語言的形式必然反映實在的結構（《邏輯哲學論》）。但根據(jù)其他的看法，可以看作屬于分析的只能是語言，或者是科學語言的邏輯句法（卡爾納普），或者是極為不同的“分析”意義上的日常語言（牛津分析哲學）。而且，形成不同種類的分析，取決于分析是否被看作終結于簡單的不可分析的組成部分。因此，原子主義的本體論分析刻畫了懷有還原與建構抱負（這是它與許多邏輯實證主義者共有的抱負）的邏輯原子主義特征，它可能與1945年之后的更為整體主義的“關聯(lián)的”語言分析形成反差，后者避免了還原和邏輯建構。把分析哲學概念與賦予其名稱的分析觀念割裂開來可能是荒謬的，可單純的分析概念卻也刻畫著笛卡爾的形而上學，因為它承認把實在的對象分解為簡單的屬性；它同樣刻畫著古典的英國經(jīng)驗論，因為它承認把復合觀念分解為派生于經(jīng)驗的簡單觀念。倘若原子主義的或還原的分析概念是捕捉分析哲學家的網(wǎng)，那么它肯定會捉住摩爾和羅素，但它同樣會收集到那些人們顯然并不希望劃入分析哲學家的近代哲學英雄時代的哲學家。而且它還會把后期維特根斯坦及其追隨者以及在牛津的和其他地方的戰(zhàn)后哲學家排除在外。同樣，人們也可以把分析的概念擴展到包括用于刻畫戰(zhàn)后分析哲學的關聯(lián)分析。這樣做可能是合情合理的，但唯一的代價卻是剝奪了20世紀早期哲學具有顯著內(nèi)涵的分析觀念。這樣，孤立的分析觀念是極為靈活的，它能夠成為許多不同的甚至相互沖突的各種解釋的試金石。（2 ）邏輯上的反心理主義：分析哲學有時被描繪為與反心理主義有關。分析哲學取得的成就之一就是把邏輯從心理學和認識論中分離出來。因而，肯尼追隨達米特認為：弗雷格分清了邏輯與心理學，并賦予它先前一直由認識論占據(jù)的哲學前沿的位置。正是這一事實使得弗雷格（而不是其他人）被看作現(xiàn)代分析哲學的奠基之父。（肯尼1995：210頁）
    的確，弗雷格對邏輯受到心理學的侵蝕展開了一場成功的戰(zhàn)役。但他絕不是德國第一個這樣做的人，克魯格（Krug）、博爾查諾（Bolzano ）和洛采（Lotze ）先前一直是這樣做的。在英國，斯賓塞和杰文斯（Jevons）追循著相似的反心理主義路線，絕對唯心論者也是這樣，而早期的摩爾和羅素正是由此產(chǎn)生了他們的反心理主義。的確，絕對唯心論者在清理邏輯方面是相當成功的，所以摩爾和羅素感到不必強調(diào)這一點；而且這些唯心論者理所當然地認為，邏輯不是心理學的分支，邏輯規(guī)則也不是對人類思維規(guī)律的描述。反心理主義的另一方面是由英國經(jīng)驗論者研究觀念起源而推進的對發(fā)生學分析的拋棄。這一運動肇始于康德，它使哲學擺脫了關于內(nèi)在觀念的無用爭論，這種觀念刻畫了17世紀和18世紀早期經(jīng)驗論與唯理論的特征。的確，邏輯上的反心理主義一直是20世紀分析哲學的眾多特征之一。不過，人們應當非常謹慎。值得注意的是，后期維特根斯坦評論道，“認為邏輯規(guī)則是‘思維習慣’的表達，這種意見并非看上去那么荒謬”（MS120 ，第14卷：第12頁）。埃德曼（Erdmann ）錯誤地以為，即使我們無法理解，也可能會有人根據(jù)肯定后件的規(guī)則去進行推理，或者會有人拋棄同一律。但若是這樣，弗雷格承認這一點也就同樣錯了（即“我們不可能拋棄這種規(guī)律，這根本沒有暗示我們在假定有人真的拋棄了它”），而且他假定，如果有這樣的人，那么我們知道他們錯了而我們對了，這也同樣錯了（弗雷格1964：第15頁）。心理主義者和諸如弗雷格的反心理主義者都沒能意識到，思想的規(guī)律部分地確定什么稱作思維、推理和推論。人們不能用“不”、“如果……，那么……”、“相同”意指我們所做的一切，也不能拋棄非矛盾律或同一律，或接受肯定后件作為推論規(guī)則。人們不能拋棄關于肯定前件（modus ponens）的推論規(guī)則而依然堅持推理和思維。的確，這顯然遠不是人們常說的對推論規(guī)則的根本拋棄，心理主義沒能適當?shù)靥幚磉壿嬚胬?、推論?guī)則（“思想規(guī)律”）和思維、推理與推論之間的內(nèi)在關系，也沒能處理好邏輯連接詞的意義。但弗雷格和羅素的反心理主義同樣沒能克服這種缺陷，而且，維特根斯坦認為，心理主義并非看上去那樣遠離真理：邏輯規(guī)律的確是“思維習慣”的表達，但也是關于思維習慣的表達。這就是說，它們被說出來是為了表明：人類是如何思維的，以及人類稱作“思維”的是什么……邏輯命題是“思想規(guī)律”，“因為它們表明了人類思維的本質(zhì)”——更準確地說：因為它們表明或顯示了思維的本質(zhì)和技術，它們顯示了什么是思維，同樣顯示了思維的種類。（維特根斯坦1978：第89條以下）
埃德曼認為邏輯規(guī)律是對我們?nèi)绾嗡季S的表達，這在某種意義上是對的，正如象棋規(guī)則可以說成是對我們?nèi)绾蜗孪笃宓谋磉_。但他沒能看到，它們也部分地構成了我們稱做的“思維”，正如象棋規(guī)則構成了下象棋的實際活動（即符合這些規(guī)則的下法就是我們稱做的“下象棋”）。弗雷格把邏輯規(guī)律看作是對抽象的對象之間關系的描述，這種柏拉圖主義的觀念同樣沒能抓住這一點。因而，過于輕率地用早期反心理主義刻畫分析哲學可能是很倉促的。這曲解了或者說是篩去了后期維特根斯坦，盡管他很少同情這些倡導者。的確，他從沒有把邏輯規(guī)律看作僅僅是對人們?nèi)绾嗡季S和推理的描述。他認為，弗雷格的反心理主義和埃德曼的心理主義兩者都包含著一點真理，也有許多錯誤和混亂。但他似乎把類似弗雷格的反心理主義形式（以其對埃德曼觀念的柏拉圖主義變種）看作是更危險的或更有欺騙性的，這大概是由于它的缺陷不太明顯的緣故。如果是這樣，邏輯上的反心理主義作為分析哲學的特征就過于脆弱了，也太消極了。而當我們轉向本世紀提倡的對邏輯的積極看法時，我們就會發(fā)現(xiàn)猛增的相互沖突的觀點。的確，弗雷格和（《心的分析》之前的）羅素都避免了邏輯上的心理主義，他們把邏輯命題看作是概括（generalizations ）（他們都認為“P v ～P ”形式的命題不是邏輯命題；而認為“（P ）（P v ～P ）”才是邏輯命題）。弗雷格擁護一種極端的柏拉圖主義，他把邏輯規(guī)律看作是對抽象實體之間永恒關系的描述。羅素則把它們視為關于宇宙的最普遍真理，認為僅在它們獨立于特殊經(jīng)驗事實的知識而得知的意義上是先天的，但又預設了“邏輯經(jīng)驗”或“對邏輯對象的熟知”. 《邏輯哲學論》認為，邏輯命題是無意義的，即有意義命題的限定情形，它們代表（顯示）著世界的邏輯腳手架（1922：6.124 ）。年輕的維特根斯坦認為，邏輯是超驗的（1922：6.13）。維也納小組成員認為邏輯命題是空洞的重言式，但與維特根斯坦不同，他們把邏輯命題看作是為使用邏輯算子而任意約定的結果。簡言之，對邏輯命題沒有任何肯定的描述能夠為所有分析哲學家所普遍贊同；這并不奇怪，因為分析哲學在本世紀上半葉的大部分努力都是要解釋邏輯及其規(guī)律的必然真理性質(zhì)，而隨之出現(xiàn)的長達數(shù)十年的爭論則是嘗試著對這個問題的眾多不同解決。（3 ）邏輯分析：由（2 ）推出的一個結論是，分析哲學是由于用邏輯取代認識論作為哲學的基礎而得到刻畫的。因此，分析哲學得以著稱是由于它擯棄了笛卡爾式的把認識論置于其他一切哲學分支之上的哲學模式。這種描述是無法令人滿意的。按照笛卡爾的模式，哲學的基礎因而也是一切知識的基礎，并不是認識論而是形而上學。笛卡爾的方法賦予認識論思考以優(yōu)先性，因為笛卡爾的客觀之物是在排除雙重懷疑的可靠基礎上對一切知識的重建。但這種動因同樣是羅素哲學生涯所有階段的哲學思想背后的動力，他也類似地求助于笛卡爾的懷疑方法。而且，我們不能說，維也納小組成員認為邏輯在某種合理的狹義上是哲學的基礎并獨立于一切知識（因為他們特別否定了哲學會產(chǎn)生知識）。這也不是戰(zhàn)后牛津哲學家們的信條，他們對邏輯的興趣很有限，而且像后期維特根斯坦一樣否認哲學是一門認知學科，否認哲學有等級結構。不過，與17世紀的古典哲學不同，20世紀分析哲學從一開始就的確在避免心理分析和以邏輯分析取而代之時有所克制。弗雷格發(fā)明了新的邏輯，而羅素和懷特海兩人則在本世紀頭十年中為分析哲學設定了一項議程，提供了一種方法。這項議程就是澄清邏輯命題和邏輯規(guī)律的性質(zhì)與狀態(tài)，闡明弗雷格的概念文字或羅素《數(shù)學原理》中的邏輯語言與自然語言之間的關系，顯現(xiàn)自然語言與邏輯演算兩者對思想和實在的關系。這一任務在隨后的數(shù)十年中得到了推進，并提供了各種不同的解決問題的方法，而這些問題支配著分析運動的許多（但不是全部）哲學家。但他們的回答卻是五花八門，甚至相互沖突的。這種方法（以羅素的摹狀詞理論為例）就在于求助于命題演算和謂詞演算的手段去盡力分析手頭的問題。但我們已經(jīng)看到，這種問題在不同時代的不同哲學家看來是完全不同的，從事實和形式、思想、科學語言變?yōu)樽匀徽Z言。而且，如此看來的邏輯分析在大多數(shù)牛津分析哲學家或后期維特根斯坦的工作中的確并沒有起到任何作用。后期維特根斯坦認為，“‘數(shù)理邏輯’完全扭曲了數(shù)學家和哲學家的思維，它把對我們?nèi)粘ＵZ言形式的膚淺解釋作為對事實結構的分析”（1978：第300 節(jié)）。另一方面，它在奎因的工作中繼續(xù)起著支配的作用?？蛘J為現(xiàn)代邏輯的符號系統(tǒng)將會清晰地揭示我們本體論承諾的規(guī)范記法。但我在后面將會表明，奎因是分析哲學的最初顛覆者。（4 ）通過對語言的哲學描述而對思想的哲學描述：德國哲學家通常用分析哲學指“語言分析哲學”（sprachanalytische philosophie ），這的確不是什么巧合。顯然，分析哲學一直是與強烈地意識到哲學對語言及其用法的密切關注聯(lián)系在一起的。這都是些陳詞濫調(diào)了，并沒有使分析哲學區(qū)別于蘇格拉底的語詞之道（Way of Words）或亞里士多德對“說出何物”的方法論關注。但試圖前進一步卻是很危險的。達米特就做了這樣一個嘗試，他認為有三個信條“對整個分析學派都是共同的”（達米特1978：第458 頁）：其一，哲學的目的是對思想結構的分析；其二，對思想的研究必須嚴格區(qū)別于對思維的研究；其三，分析思想的惟一專門方法就在于分析語言。宣稱哲學的目標是對思想結構的分析這種說法是很不清楚的。它可能是想說，哲學的目的是研究思想的內(nèi)在結構和思想之間的邏輯關系。假定“思想”是指當我們思考P 時我們所思之物，那么，說我們的所思之物（用在轉喻的意義上）具有結構是很含混的，這不同于當我們害怕、期待或假設P 有一種結構時我們所害怕、期待或假設之物?？梢哉f，具有一種結構的東西是對思想（害怕、期待、懷疑或假定）的表達。即使我們不去考慮這些疑慮，依然存在著進一步的擔心。價值論（axiology）的根本問題是，“什么是善的本性”，“善的不同種類或多樣性是什么以及它們是怎樣關聯(lián)的？”或者，“用什么識別倫理的善以及怎樣把它與行為的道德理由相關聯(lián)”. 數(shù)學哲學的根本問題是，“什么是數(shù)？”“我們關于數(shù)學真理的必然性的性質(zhì)是什么？”或“數(shù)學真理與證明的關系是什么？”這些問題可以在價值論或數(shù)學哲學之內(nèi)不斷提出，同樣也可以為其他哲學分支作出例證，但絕不能不分輕重地（僅僅由分析哲學家們）歸在“思想的哲學”名下，或被說成是分析哲學以對思想的分析做出的惟一解答。分析思想結構的惟一專門方法是分析語言，這一論點并沒有得到摩爾或早期羅素的一致贊同。  而且，后期維特根斯坦肯定也會在所有意義上否定思想具有一個結構的觀念。的確，用于表達思想的句子具有一個結構。但后期維特根斯坦的一個基本原則，就是要把句子的形式或結構（包括謂詞演算的形式和結構）當作誤導而拋棄。詞的形式被誤導，這并非因為表層結構遮蔽著由（進一步改進了的）謂詞演算提供的所謂“深層結構”，正如他在《邏輯哲學論》中論證的那樣；而是因為表層形式并沒有揭示用法，因為具有完全不同用法的句子可以具有完全相同的形式或結構。 所謂詞演算形式和自然語言形式一樣會使人誤入歧途。（5 ）語言的轉向：肯尼和達米特也對分析哲學給出了一種不同的描述。肯尼認為，如果分析哲學的誕生之日就是‘語言的轉向’發(fā)生之時，那么這個誕生之日就必定是1884年《算術的基礎》的出版，當時弗雷格確認，研究數(shù)的性質(zhì)就是要分析出現(xiàn)了所有數(shù)的句子。（肯尼1995：第211 頁）  這種看法似乎也沒有什么幫助。如果語境原則標志著哲學中的語言的轉向，那么，這一轉向是由邊沁在1816年開始的。他在《論文集》（Chrestomathia ）中寫道：少了整個命題，即整個命題的介入，交流就不可能發(fā)生。因而，在語言中尋求的整數(shù)就是一個完整命題，即邏輯學家所指的邏輯命題，對于這個整數(shù)而言，每部分言談（即使極為重要）都不過是一個片斷；在這方面，許多名稱用語的言談中，“部分”一詞是引導性的，可以把它看作是轉達著對尋求整數(shù)的提示，它只是這個整數(shù)的一部分。（邊沁1983：第400 頁）
    這就清楚地表達了通常認為是由弗雷格的格言首先表達的內(nèi)容“詞只有在句子的語境中才有意義”，而且更為明白地表達了維特根斯坦后來的闡釋，即句子是語言游戲中的最小一步（參見維特根斯坦1958：第49節(jié)）。在這種意義上，邊沁對小說的分析，特別是對法律小說的分析，就是分析哲學的例證。因為邊沁確定，研究義務、責任和權利的方式也就是分析或（更明白地說）發(fā)現(xiàn)出現(xiàn)了“義務”、“責任”或“權利”這些詞的意義相同的句子。最終，他發(fā)明了“短語至上”“意譯”和“原型化”（archetypation ）的方法。但把《論文集》的出版定為分析哲學的誕生卻是很奇怪的。毫無疑問，語境原則在分析哲學史上極為重要，正如羅素的不完全符號理論極為重要一樣（邊沁的小說理論同樣預見到這種理論）。然而，就其本身而言，它只是指明了各種方法中的一種分析方法。而且，沒有恰當?shù)睦碛砂颜Z境原則和所謂的哲學上“語言的轉向”聯(lián)系在一起。我在后面將表明，語言的轉向早于分析哲學的興起，它應當與《邏輯哲學論》及在其影響之下的后來分析哲學的發(fā)展聯(lián)系在一起。（6 ）語言哲學的首要性：一旦完全相信大多20世紀分析哲學的一個明顯特征是其對語言和語言意義的偏好，而且（我希望）一旦確信分析哲學無法用（4 ）或（5）有效地加以限定，那么，人們就會去尋找另一種出路。就像斯魯格所提出的，人們可能會認為，分析哲學最顯著的信條是“語言哲學是其它一切哲學的基礎”（斯魯格1980：第2 頁）。  但這更是無法接受了。一方面，毛特納恐怕很難被看作分析哲學家，但他認為所有的哲學都是對語言的批判。另一方面，摩爾和羅素都明確地否認他們的分析形式關心的是語言分析，更不用說所謂的“語言哲學”了。我們已經(jīng)注意到，后期維特根斯坦認為哲學是“單調(diào)乏味的”，而且否認哲學的任何部分對其他部分具有首要性。簡要地回顧一下戰(zhàn)后牛津哲學家就會發(fā)現(xiàn)，他們對語言哲學的首要性沒有任何承諾。如果把賴爾看作心理學的分析哲學家，把哈特看作法律的分析哲學家，把奧斯丁的言語行為研究看作語言的分析哲學，把他的知覺研究或他人心靈研究看作分析的認識論，那么，我們就很難認為，一般的分析哲學堅持語言哲學是這一學科其他部分的基礎。（7 ）拋棄形而上學：人們可能認為，分析哲學的顯著特征是擯棄形而上學。它反對先天綜合真理的可理解性，否認純粹理智能夠單獨獲得關于實在的知識。的確，擯棄思辨的形而上學在分析哲學的某些時期起到了作用，這肯定適用于兩次大戰(zhàn)期間的劍橋分析家、維也納小組以及大多數(shù)（當然不是所有的）牛津分析哲學家。但這并沒有把分析哲學與其他形式區(qū)分開來。首先，正如維特根斯坦就維也納小組的宣言而告誡石里克那樣，“消除形而上學”并沒有什么新東西：休謨就曾有力地揮動著這面旗幟；康德（就超驗形而上學而言）和孔德也曾揮動過它。其次，早期的分析哲學，即早期摩爾和羅素的多元論柏拉圖主義、中期羅素和《邏輯哲學論》的邏輯原子論以及戰(zhàn)爭期間的劍橋分析，都的確承認有關實在的終極性質(zhì)和世界的邏輯結構的形而上學論題。他們反對的是絕對唯心論的思辨形而上學，唯一替代它的是各種形式的關于事實及其組成要素的所謂分析的形而上學?！哆壿嬚軐W論》否認可能存在形而上學命題，堅持認為任何竭力陳述形而上學真理的企圖最終都必然是無意義的。這并不是因為維特根斯坦認為不存在形而上學真理；相反，《邏輯哲學論》的大多數(shù)命題都是在有意識地試圖陳述只能顯示的內(nèi)容。正如康德劃定知識的界限是為信仰留下地盤，年輕的維特根斯坦也為語言劃定了界限，而為無法表達的形而上學留下地盤。對形而上學的擯棄（的確是激烈地擯棄）是維也納小組的最顯著特征。戰(zhàn)前年輕的牛津和戰(zhàn)后成熟的牛津并不比維也納小組對形而上學抱有更多的同情，  但卻沒有它那種討伐的熱忱。正像賴爾指出的，“我們大多數(shù)人都顯然毫不憐惜地毀滅著形而上學。我們從未遇到過有誰承認形而上學；我們的藏書《表象與實在》落滿了塵土；而我們大多數(shù)人從未讀過《存在與時間》”（賴爾1970：第10頁）。后期維特根斯坦反對一切形式的形而上學渴望，雖然這不是由于沒有先天綜合命題或者說所有的必然真理都是分析的。如果上述開列的屬于分析運動的哲學家名單是合理的，那么顯然，以上的七種特征沒有一項可以涵蓋所有這些哲學家而又不致于被歪曲。而把這些特征結合為一套對個別是必然而對整體又是充分的條件，也不會達到這種目的?；蛟S可以認為，分析哲學概念應當被看作一個家族相似的概念。  把分析學派哲學家們聯(lián)合在一起的東西因此可能是一系列重疊相似的方法和主張，而其中沒有一種方法和主張對作為個人的分析哲學家來說是必然的。這或許是可以得到辯護的。但首先，人們會用自己的方式把從亞里士多德到休謨和邊沁的全部哲學家都補充到20世紀分析運動的參加者中。這可能是一種可以接受的代價。帕普就的確這樣認為，他指出：分析哲學的歷史（如果應當寫的話）并非必須開始于20世紀。它可以一直回溯到蘇格拉底，因為蘇格拉底的“辯證法”恰恰就是澄清意義的方法，它被首先用于道德術語。而且，亞里士多德的大多數(shù)著作也是由邏輯分析構成的……。特別是所謂的英國的經(jīng)驗論者，如洛克、休謨、貝克萊和他們的后繼者，他們所做的哲學首先是一種分析方法。的確，他們所寫的大量著作屬于心理學，但如果排除這些，對意義問題的認真關注仍然充滿了對分析哲學的持久貢獻……。（帕普1949：第vii-viii頁）
其次，家族相似的概念可以象征性地不斷引申出擰成繩索的新纖維，以對應新的發(fā)現(xiàn)或約定，引申出變化中的概念模式和概念關系，引申出已被感知的新現(xiàn)象與原有現(xiàn)象之間的相同和相似，引申出觀察事物的新方式和人類的需求?！胺治稣軐W”是一個全新的術語，它是哲學家的藝術用語。試圖追隨維特根斯坦關于家族相似概念的建議并不重要，即“不要想而要看！”（1958：第66節(jié)），亦即考察相關的表達式事實上是如何被使用的。因為這個術語（指“分析哲學”- 譯注）并沒有要求普遍共識地得到充分確立的用法。這樣，我們可以自由地隨意塑造這個概念；的確，也可以認為不是自由地，但卻是需要這樣做。爭論未決的問題是：我們需要分析哲學這一概念究竟出于什么目的？如果它主要是用于刻畫20世紀的哲學運動和方法，那么把它構造成一種家族相似的概念就會被認為是剝奪了它作為歷史范疇的主要用法，因為這樣的話，它就會在其網(wǎng)上收集到比我們這個世紀的分析運動更多的東西。而且，如果我們隨意地把它塑造成家族相似的概念形式，這就會使我們義不容辭地去確定，為什么是這樣一些特征而不是其他特征解釋了這個家族的理由。這可不是輕松的任務，不是那種人們有希望獲得某種可靠共識的任務。

         一種歷史的范疇：分析哲學概觀
    20世紀的分析哲學有著無數(shù)的前輩，從蘇格拉底和亞里士多德到笛卡爾和萊布尼茨，從洛克、克萊和休謨到康德、邊沁和弗雷格 .編織成分析哲學花毯的大多數(shù)（但不是全部）絲線都可以回溯到多少有些遙遠的過去，而這幅花毯的特色在于各種絲線的交織方式和獨特設計。這些也不斷地變化，某些絲線被拋棄而為新的所替換或者有不同的用法，而其他的則在這種變化中變得比現(xiàn)在更為重要，某些模式還支配了一段時期，但后來又溶入背景或完全消失了。我認為，分析哲學最好被理解為一種動態(tài)的歷史運動。  它伴隨著對絕對唯心論的反叛而誕生于世紀轉折之交的劍橋。摩爾和羅素把反心理主義視為理所當然的事情——在這方面他們和自己的唯心論者教師沒有什么爭論，論戰(zhàn)的主要內(nèi)容是知識的對象依賴于知者、絕對的一元論、真理的融貫論、關系的非實在性和內(nèi)在關系的理論。摩爾和羅素拋棄了唯心論，包括貝克萊式的和康德式的，堅持知識的對象獨立于知者，捍衛(wèi)真理的符合論，反對關于一切關系的內(nèi)在性理論，承認關系的實在性和客觀性。他們對絕對唯心論的批評并非基于經(jīng)驗論原則，他們的方法論也不是由于忠實于日常語言而產(chǎn)生的。相反，他們信奉一種極端的多元論的柏拉圖主義的唯心論，他們用分析取代了新黑格爾式唯心論的綜合特征。摩爾相信自己是在從事著對獨立于心靈的概念的分析，而當心靈把握住這些概念，就可以把它們看作或簡或繁的。如果是復合的，哲學家的工作就是要詳盡說明這個復合概念可以分解成的構成概念，闡釋它與其他概念是如何關聯(lián)和區(qū)分的。他區(qū)分了知道表達式的意義、知道它的字面定義、知道它的用法與知道對其意義的分析。他把知道表達式的意義看作是某人心中有這個概念，他把這與能夠分析意義區(qū)分開來，即區(qū)分了能夠說什么是構成部分以及如何把它與其他相關概念區(qū)分開來，根據(jù)他的正式主張，沒有關注一個概念（或一個詞的意義）的語言表達而去分析它是完全可能的。羅素對分析的看法在某些方面有所不同。這根植于19世紀數(shù)學家們的工作，諸如維爾斯特拉斯（Weierstrass）、狄德金和康托，他們關于演算概念（諸如連續(xù)性和限度）的論著就是羅素的榜樣。他像摩爾一樣把分析工作看作是客觀的和非語言的。隨著他的數(shù)學基礎工作的展開，他對分析的看法逐漸變成邏輯的，而不是看作語言的?！稊?shù)學原理》的邏輯語言成為識破自然語言的誤導形式和揭示事實的真正邏輯形式的主要工具。但摹狀詞理論和類型論所造成的影響被認為遠比羅素后來所做的語言研究大得多，而這兩種理論正是他惟一最終勉強認可的。對不完全符號的分析方法（限定摹狀詞就是一種不完全符號）如同邊沁的虛構理論，最后也是一種意譯句子的方法；而類型論很容易轉換成與實在毫無關系的一部分邏輯句法理論。
    羅素與摩爾之間的差別遠比這深刻得多。摩爾相信，我們的確絕對肯定地知道無數(shù)的事實。而任何對此提出挑戰(zhàn)的哲學都會被看作是錯誤的而加以拋棄，因為我們對這些事實的肯定遠遠超出對任何哲學論證的肯定。我們知道世界已經(jīng)存在了很長時間，知道我們有一個身體，知道存在著不依賴于我們心靈的物質(zhì)，知道我們時常會以不同于通常的方式行動，知道我們真的知道很多真理，等等。而我們不知道的卻是對這種事實的分析。我們知道這些命題意味著什么，我們知道它們是真的，但我們并不知道對它們  意義的分析。哲學的任務就是對意義的分析（這種意義被看作是獨立于心靈的、獨立于語言的實體）。相反，羅素的哲學則是笛卡爾式的對確定性的追求。我們預先并不知道這種追求會帶我們走向何方，也沒有理由假定這會使摩爾所說的那些平凡的確定性完整無缺。的確，他俏皮地說道：“哲學的起點在于那些過于簡單而似乎不值得陳述的東西，終點在于那些過于繁瑣而無人會相信的東西”（羅素1986：第172 頁）。數(shù)學是羅素關于確定知識的范式，而他對數(shù)學基礎的研究是由于需要從純邏輯中派生出皮亞諾的算術公理而證明它們?yōu)檎婧筒蝗葜靡?。羅素在《數(shù)學原理》中滿意地完成了這個任務之后，他就轉向分析我們關于外在世界的知識，希望像為算術所做的那樣為他所相信的普遍經(jīng)驗知識做些事情，即建立堅實的基礎。因而他推崇奧康剃刀：不要毫無必要地增加實體（以免付出可能失去的東西）；他擁護“科學哲學的最高原則”：盡可能地用邏輯構造替換推論的實體。還原和邏輯構造是他戰(zhàn)后兩部著作，即《心的分析》和《物的分析》的主要標志。他把哲學看作科學知識的形式，它由于極高的普遍性而不同于專門的科學。它的任務是探求真理。要想確信被揭示的東西為真，那么笛卡爾式的懷疑就是首要工具。
    正如馮?賴特指出的，羅素與摩爾的差別代表了分析哲學之根的雙重性（馮?賴特1993：第26-30頁）。這種雙重性后來變成分析哲學的普遍傾向，表現(xiàn)在維也納小組中石里克和卡爾納普之間的差別，以及牛津哲學家中奧斯汀和賴爾之間的差別。正像魏斯曼所認為的，這兩方面都可以被看作是代表了對人類心靈的兩種根本不同的態(tài)度（魏斯曼1939-40 ：第265 頁；馮?賴特1993：第26頁）。一種主要關心真理，而另一種則是意義；一種關心知識的擴展，另一種關心理解的深度；一種關心面對懷疑恐懼而建立確定性，另一種則把對先于確定性的懷疑論挑戰(zhàn)看作完全可以反駁的（正像摩爾認為的那樣）或看作完全不連貫的（正像維特根斯坦認為的那樣）；一種關心如何仿效科學的成就、進步和理論建構，另一種關心把追求清晰作為自身的目的。
    分析哲學的第一階段產(chǎn)生于從世紀之交盛行的多元論柏拉圖主義到本世紀頭十年邏輯原子主義（這構成了其第二階段）的出現(xiàn)。這部分是由于羅素企圖把《數(shù)學原理》的分析方法用于普遍的經(jīng)驗知識，部分是由于年輕的維特根斯坦（他對羅素的影響是毀滅和啟發(fā)兩者兼有的），由于他在1913年至1919年間所寫的巨著《邏輯哲學論》。《邏輯哲學論》的四個特點在這里值得重視。第一、它把源于笛卡爾和萊布尼茨而不是洛克和休謨的近代歐洲哲學中分析的、分解的傾向推向了極端。這種觀念支配著戰(zhàn)爭期間的劍橋分析，并改頭換面地塑造了邏輯實證主義的分析觀念（除去關于事實和簡單對象的形而上學，除去關于原子命題的獨立論題）。它還使在弗雷格和羅素手中生根開花的邏輯形而上學結成碩果。在其形而上學體系的框架內(nèi)，關于思想的命題的圖像論對自笛卡爾以來一直支配哲學思想的關于命題的意向性問題提供了最為有力的解答。它從形而上學上解釋了對一種心理現(xiàn)象即思考一種思想如何能夠具有等同于確實情況的內(nèi)容，但仍然具有不同于確實情況即是虛假情況的內(nèi)容。與此相應，它解釋了命題如何可能是假的卻有意義的?？傊ㄟ^思想和意義的心理行為的內(nèi)在意向性，解釋了符號的意向性。第二、它明確地破除了弗雷格和羅素關于邏輯的觀念，并以一種截然不同的看法取而代之?！哆壿嬚軐W論》的主旨就是，不存在邏輯常項。  邏輯連接詞既不是邏輯對象的名稱，也不是專門的邏輯函項（概念或關系）的名稱。命題既不是真值的名稱，也不是復合物的名稱。邏輯命題既不是對抽象對象之間關系的描述，也不是對宇宙中最普遍事實的描述。邏輯真理的標記并不是絕對的普遍性，因為邏輯真理并不是對重言式的普遍化，而完全是重言式本身。邏輯真理的標記是必然性，而邏輯命題的必然性則是命題真值函項結合的退化結果。在邏輯命題中，初始命題是由真值函項算子結合為真的，而與它們擁有的真值無關。為這種有保證的真付出的代價是很愚蠢的。邏輯命題是無意義的，意義為零的，它們對世界只字未談。但每個重言式都是證明的形式。盡管一切邏輯命題都在說同樣的東西，也就是什么都沒有說，但不同的重言式在它們揭示不同的證明形式上仍然是各有不同的。邏輯命題的標記正是在于，它能以適當?shù)挠浄ㄅc單獨的符號區(qū)分開來。這就澄清了邏輯命題的性質(zhì)以及它們與經(jīng)驗命題的范疇區(qū)別。這也弄清了弗雷格和羅素的邏輯公理化和他們訴諸自明以支持所選公理為何是錯誤的。這些公理并非由于它們特別的自明而顯得特殊。它們和定理一樣是重言式。它們根本不是初始的，也根本不是派生于命題的定理。因為一切邏輯命題都是相同的，即都是空洞的重言式。所以不存在弗雷格和羅素所認為的邏輯知識，因為知道重言式的真也同樣對實在完全一無所知。邏輯和數(shù)學都不是真正先天知識的例證，這就為維也納小組所說的“連貫的經(jīng)驗論”鋪平了道路。第三、《邏輯哲學論》清楚地表達了一種革命性的哲學觀念，它塑造了分析哲學的未來。根據(jù)這種觀念，哲學絕對不同于科學（1922：4.111 ）。哲學中不存在假設，它并沒有描述摩爾和羅素所認為的關于宇宙最普遍的真理，它也沒有描述弗雷格認為的抽象實體之間的關系。它沒有描述英國經(jīng)驗論者和心理學家所認為的人類心靈活動，也沒有像康德所認為的那樣去研究對經(jīng)驗的形而上學預設并把它們描述為先天綜合命題。不存在可以用命題表達的形而上學真理，因為惟一可表達的必然性只能是空洞的邏輯重言式。任何表達形而上學真理的企圖最終都不可避免地與感覺的界限相沖突。《邏輯哲學論》本身就是形而上學的最后挽歌，因為它的命題都是無意義的。沒有哲學命題，也就沒有哲學知識。哲學不是一門認知學科。它的成果并不是人類的知識，而是人類的理解。哲學的任務就是邏輯澄明的活動（1922：4.112）。
    而要完成這個任務則是通過對有問題的命題進行邏輯分析，這些命題明顯暴露了形而上學論斷是無意義的（1922：6.53）。這種哲學觀對劍橋的分析家和維也納小組都同樣是決定性的。石里克后來寫道，這構成了哲學中的“關鍵轉折點”. 第四、《邏輯哲學論》帶來了哲學中“語言的轉向”，雖然它并未完成這一轉向。這標志著與弗雷格、摩爾和羅素的戲劇性決裂，維特根斯坦大膽地宣稱，“一切哲學都是‘對語言的批判’”（1922：4.0031）。該書的下列陳述表明了這種轉向。（a ）設定思想的界限是由于設定了語言的界限，即確定了意義與無意義的邊界。（b ）未來哲學的積極綱領是對命題即有意義的句子的邏輯- 語言分析。（c ）未來哲學的消極任務是表明，形而上學斷定是竭力想說那些按語言的天性根本無法說出的東西。！┪馗固古Φ墓丶謨誄吻迕餳嗆諾謀拘裕?922 ：4.5 ）。（e ）對經(jīng)驗現(xiàn)象所做的語言描述的邏輯分析，產(chǎn)生了對“現(xiàn)象”的邏輯研究，即對邏輯的應用（該書綱要性地提出了這一點，但直到1929年的“關于邏輯形式的幾點評論”才得以實行）。（f ）對符號系統(tǒng)的研究產(chǎn)生了該書的最大成就，即對邏輯真理的闡明。邏輯命題的特征是，人們單從符號就能夠知道它們?yōu)檎?，而這個事實本身就包含著整個邏輯哲學”.（1922 ：6.113 ）我已經(jīng)指出《邏輯哲學論》帶來了“轉向”，但并未完成它。只有當把該書的語言傾向與其毫無成果的關于符號體系（例如，只有簡單名稱才能代表簡單對象，只有事實才能代表事實，命題是事實）的形而上學基礎分離開來，才能完成這種轉向。這是在本世紀30年代由維特根斯坦拋棄《邏輯哲學論》的形而上學才得以產(chǎn)生的，這使邏輯擺脫了任何形而上學的和（用維特根斯坦的專用詞）“元邏輯的”基礎，而且受其影響，維也納小組也作用于這一轉向。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使分析哲學分裂為兩個支流，即劍橋分析和邏輯實證主義。劍橋分析來源于摩爾、羅素和《邏輯哲學論》。摩爾發(fā)表的東西很少，但他在劍橋的教學卻是很有影響的，而且他與布勞德共有的對感覺材料知覺論的關注成為劍橋分析最有特色的主題之一。
他那注重細節(jié)的分析風格和堅持哲學工作就是對意義的分析這一信念同樣對劍橋分析產(chǎn)生了影響。然而，語言轉向的一個后果是，年輕一代把摩爾所意謂的“意義”從直觀思考的客觀概念轉變?yōu)樽杂X地努力分析表達式的語言意義。羅素雖然并不在劍橋，但他同樣很有影響。布雷斯威特（Braithwaite）在1933年寫道：在1919年以及隨后的幾年中，貝特蘭?羅素的著作支配著劍橋的哲學思想……他的那些發(fā)揮著他不斷變化的哲學的著作和文章被人們?nèi)琊囁瓶实亻喿x著，而且成了G.E.摩爾和W.E.約翰遜講座中被詳盡評述和批判的對象。（布雷斯威特1933：第1 頁）
    凱恩斯在1924年寫道：《邏輯哲學論》“自寫成以來一直支配著劍橋的一切基本討論”（維特根斯坦1974：第116 頁）。它是對年輕的萊姆塞、布雷斯威特和威斯頓的主要影響。劍橋分析轉向還原論和邏輯建構的綱領。一些人接受了關于事實的（但不是簡單對象的）本體論，尋求分析事實的邏輯形式，并力圖表明某些事實僅僅是出自其他事實的邏輯構造。威斯頓發(fā)表于1931-1933 年《心》雜志上的文章《邏輯構造》使這一綱領達到頂峰。邏輯主義在劍橋依然保持著旺盛的生命力，而萊姆塞則在那里致力于修補它的漏洞。在他1930年英年早逝之時，他已經(jīng)接受了維特根斯坦的勸告：那是無法修補的。非認知的哲學觀念使老一代大吃一驚，但卻使新一代迷戀不已。布雷斯威特指出，把麥克塔格特的《存在的本性》（1927）看作“一個令人敬畏的例證”的傳統(tǒng)思辨的形而上學已經(jīng)被拋棄了。因為維特根斯坦已經(jīng)表明，“我們可以事先肯定，承認由邏輯上必然的蘊涵派生出邏輯上必然的有關經(jīng)驗命題的前提的系統(tǒng)，在某些方面是錯誤的”（布雷斯威特1933：第23頁）。由《邏輯哲學論》帶來的這種革命性哲學觀念激發(fā)了整個30年代的英國關于哲學的性質(zhì)、分析的特征及其與邏輯和語言的關系等更廣泛的討論。1930年之后，維特根斯坦本人也在劍橋講課，并且改變了他早期的大多數(shù)思想。這就改變了劍橋分析的方向，從經(jīng)典的還原分析和邏輯構造轉向《哲學研究》的方法，這一方法支配著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的英國哲學。兩次大戰(zhàn)期間分析哲學的第二個支流產(chǎn)生于維也納，隨后擴展到德國、波蘭和斯堪的那維亞群島，再后來擴展到英國和美國。維特根斯坦在這里的影響遠遠大于他在1929年前的劍橋。這無疑部分地是由于他在1927年和1936年間與維也納小組成員的交往，部分地是由于維也納小組對這本書（即指《邏輯哲學論》——譯注）的密切關注。  他們拋棄了邏輯原子論關于簡單對象和事實的本體論，反對說出與顯示的理論及其毫無效果的形而上學，放棄了認為每種可能的語言都必然地具有反映事實的邏輯形式的相同邏輯句法這種想法。但他們歡迎這樣一種看法，即認為只有必然性是邏輯的，而邏輯真理則是空洞的重言式。他們接受了維特根斯坦對邏輯連接詞和外延性論題的論述。以下五個主題刻畫了邏輯實證主義，它們都是深受維特根斯坦的影響，有時甚至被看作是一種誤解。第一、維也納小組的哲學觀來源于《邏輯哲學論》。哲學不是一門認知學科，它與科學截然不同，根據(jù)卡爾納普，哲學的積極用處是澄清有意義的概念和命題并為科學和數(shù)學建立基礎。傳統(tǒng)哲學問題或者是假問題，或者經(jīng)過闡明是經(jīng)驗問題。哲學是對科學語言的邏輯句法的闡明。第二、維也納小組擁護對形而上學的破壞，這樣他們接受了《邏輯哲學論》的主張，即不可能有形而上學的命題，堅決拋棄關于只能顯示而無法說出的那種毫無效果的形而上學真理的觀念。第三、他們提出了證實原則，這來自于他們在1929-1930年間與維特根斯坦的討論。他們把可證實性看作經(jīng)驗意義的標準。第四、他們旨在堅持“連貫的經(jīng)驗論”，否定理智可以作為先天綜合知識的來源。經(jīng)驗論的傳統(tǒng)絆腳石是邏輯真理、算術的和幾何學的真以及形而上學問題。在他們看來，《邏輯哲學論》對邏輯真理的論述恰好使連貫的經(jīng)驗論成為可能。但與維特根斯坦不同，他們對邏輯真理的論述是約定主義的。當維特根斯坦把邏輯真理看作是來自命題雙向性質(zhì)的流動時，維也納小組則把它們構造成符號系統(tǒng)任意約定的結果，即它們由于邏輯連接詞的意義為真。他們接受了希爾伯特對幾何學的約定論陳述，（錯誤地）認為維特根斯坦把算術命題看作是可以還原為空洞的重言式。第五、他們采納了科學統(tǒng)一的論題，承認一種歸納主義的綱領，即把一切有認識意義的命題都揭示為可以從構成“所與物”的基本命題中推演出來。這個論題可以追溯到笛卡爾，而這種綱領則追溯到羅素，但他們認為一切命題都是初始命題的真值函項這種思想（即外延性論題）來自于《邏輯哲學論》。假定初始命題是可以在直接經(jīng)驗中得到證實的，這就證明了這種還原論綱領。到30年代中期，維也納小組的觀點分化為兩支，一支是在《科學的世界概念：維也納小組》中表達的卡爾納普- 紐拉特正統(tǒng)實證主義一派，另一支是石里克- 魏斯曼，他們深受維特根斯坦后期哲學的影響，這種哲學是在與《邏輯哲學論》相反的方向上發(fā)展的。維也納小組的思想統(tǒng)一由于內(nèi)部的批評而開始瓦解，但其組織上的統(tǒng)一則由于納粹的興起而遭到破滅。它的主要遺產(chǎn)存留在二次大戰(zhàn)后的美國，維也納小組的許多成員定居在那里，并塑造了戰(zhàn)后的美國哲學。戰(zhàn)爭造成了哲學的中斷。在1945年后的幾年中，牛津成了分析哲學的主要中心。領袖人物是賴爾和奧斯汀以及有力支持他們的魏斯曼、格萊斯、哈特、漢普夏爾和伯林，還有他們的晚輩如斯特勞森、烏姆森和后來的黑爾、皮爾斯、奎因頓和渥諾克。主要影響來自后期維特根斯坦，他的思想在其遺著《哲學研究》發(fā)表之前是由魏斯曼、保羅和后來的安斯康傳送到牛津的，但許多重要的人物，如奧斯汀、尼爾和格萊斯并沒有受到他們的影響。與維也納小組不同，牛津分析哲學并不是一個“學派”. 它沒有發(fā)表什么宣言，也不堅持某種正統(tǒng)觀念。雖然維特根斯坦的影響是巨大的，但他的觀念是被同化的而不是被用于訓練的。牛津分析哲學是由不同的、有時甚至是相互沖突的觀念構成的，用“日常語言哲學”這種使人誤解的說法去歸類，只能是一種無知。不過，我們可以確認某些共同一致的東西。形而上學被拋棄了，而這個詞本身只能出現(xiàn)在索引中。當斯特勞森在《個別物》（1959）中使這個詞重新流行起來時，它已經(jīng)有了更好的含義。因為描述的形而上學并沒有要求獲得超驗的知識或描述世界的邏輯結構。它規(guī)定自己是一種對我們概念圖式最普遍特征的描述，即對我們的語言或任何可以區(qū)分經(jīng)驗及其對象的語言的描述。這樣看來，描述的形而上學就是對諸如客觀殊相、個人、經(jīng)驗和時空等這些最普遍結構性概念的關聯(lián)分析式的研究。如前所述的分析和兩次大戰(zhàn)期間流行的還原和邏輯構造綱領，也都被拋棄了。但分析的術語，亦即現(xiàn)在盛行的“語言分析”或“概念分析”則被保留下來，這就是說，為了哲學闡明而去描述相關概念的相互關聯(lián)性，描述它們的蘊涵、可比性和不可比性，描述使用哲學上有疑問的表達式的條件與場合。邏輯上獨立的初始命題，或簡單地說，不可分析的名稱或概念，并不是這種分析的終極結果。它是以清晰性為終結的，而只有當通過所有相關網(wǎng)絡回溯到概念之網(wǎng)時，我們才能獲得關于給定問題的清晰性，斯特勞森的“關聯(lián)的分析”一詞就恰當?shù)乇砻髁诉@種方法。在這種松散的而非還原的意義上，從屬于分析的是語詞在句子中的用法。摩爾式的對概念的看法已經(jīng)被拋棄了，談論概念被看作是它可以證明為對語詞用法的抽象。人們并不是普遍認為一切哲學問題都是有關語言的問題，或它們都是出自語言而產(chǎn)生的假問題，更不用說認為它們都可以通過設計一種“理想語言”而得到解決了。沒有什么人相信謂詞演算系統(tǒng)提供了解開哲學難題的鑰匙，更不用說相信它構成了可能語言的深層語法。但人們始終普遍承認，解決或消除哲學問題的先決條件是對它們所在的自然語言中相關語詞用法給出耐心細致的描述（這些語詞可能是或不是某門特殊學科的專門術語）。盡管后期維特根斯坦治療式的哲學觀并沒有被普遍接受——至少不是作為整體來接受，但他的下述觀點則由不同程度的論證而達到廣泛共識，即哲學不是科學的延續(xù)，它只是對人類理解的特殊貢獻，而不是對人類知識的延伸或增加。盡管他對“語法的”一詞的特殊用法并沒有得到繼承，但他的這一說法則得到了延續(xù)，即“語法陳述”是先天的，翻譯成牛津的術語就是，“概念真理”是先天的。賴爾指出，哲學問題是一種特殊的問題，而不是關于特殊實體（諸如觀念、柏拉圖的意義或概念、邏輯對象或意向對象等）的日常問題。它們不是科學的經(jīng)驗問題，因而無法用科學的方法或理論加以解決。人們已經(jīng)承認，哲學是沒有等級之分的。那種認為邏輯是哲學的基礎，或被稱作“語言哲學”（這個詞當時甚至并不存在）的學科是其他一切哲學的基礎這些假定不再被接受了。沒有哪一部分哲學可以被認為是在先的或基礎的。但語言的轉向畢竟已經(jīng)發(fā)生了，而且到50年代，大多數(shù)人都把它視為理所當然的了。雖然哲學的不同分支不能看作是生長于某個主干，但它們的統(tǒng)一顯然是由于哲學難題的共同特征和共同的解決方法。哲學的核心是關注意義，和對表達式意義的澄清，這并非出于自身的緣故，而是出于解決哲學問題。因而，首要的方法是描述語詞的用法，而不是根據(jù)支配70年代和80年代英美語言哲學的戴維森綱領去構造一種意義理論。到那時，分析哲學就開始衰退了。
走向何方？
    20世紀分析哲學的統(tǒng)一是歷史性的，這是差異中的統(tǒng)一，因為沒有明確的特征可以描述分析運動的所有階段。但每一階段又都共有某些先前的或同時存在的特征。某些特征有著共同的祖先，譬如分析（根據(jù)某些解釋，是“語詞方式”），拋棄形而上學，但它們是以更新的方式或比先前更徹底、更精確的方式得到展開的，并以更新的論證得到捍衛(wèi)。還有的特征是較新的，如把新邏輯用作分析的工具和非認知的哲學觀。我認為，用“分析哲學”來命名我們這個世紀的這種顯著的混合觀念之流，是最為明白和很少誤解的。由于許多這樣的觀念都有古老的祖先，因而，我們可以根據(jù)其哲學和哲學方法與20世紀的這場運動中這個或那個階段的相似性，相對無可爭辯地確定分析哲學的先驅。而這場運動本身則最好是用描述而不是用分析來加以確定。我認為，分析哲學在70年代之后就衰退了。我愿意通過闡明這一點而得出結論。分析運動的每一階段都是由革命熱情激起的。倡導者們熱忱地相信，他們正在使哲學擺脫自命不凡，清除藏污納垢的處所，重新樹立哲學的形象。到了70年代，這種革命的日子就已經(jīng)過去了?？茖W理性的精神是無需辯護的。這是技術的勝利，是20世紀科學最偉大的理論發(fā)現(xiàn)的勝利，自滿情緒就由此產(chǎn)生了。分析運動所有階段在方法論上的自我意識特征就消失了，因為哲學似乎不再需要辨明了。關于哲學是什么，我們希望從中能夠得到什么，以及哲學命題是什么和它們是如何與科學命題相關聯(lián)的，對這些問題已經(jīng)沒有任何嚴格的爭論了，這就是20世紀晚期哲學的一個明顯特征。科學主義成為許多當代哲學，特別是心理學哲學和語言哲學（尤其是受理論語言學影響的部分）的標志。分析傳統(tǒng)的批判功能已經(jīng)被拋棄了。哲學再次被普遍地看作是科學的延伸，其區(qū)別既不是由于它的思辨特征，也不是由于它的普遍性（如同羅素認為的那樣）。導致這種變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許多是哲學之外的。在哲學內(nèi)部，主要的人物是奎因。他對分析與綜合區(qū)分的拋棄，本身并不是對分析傳統(tǒng)的關鍵性決裂，而只是與卡爾納普和邏輯實證主義的決裂。因為后期維特根斯坦同樣避免這種術語，它在牛津哲學家們中也沒有起到主導作用。  但我認為，全盤拋棄分析與綜合、偶然與必然、先天與后天之間的一切區(qū)分或相關的區(qū)分，卻是一種關鍵性的決裂。因為隨著拋棄這樣三種區(qū)分以及一切相同的區(qū)分，那種把哲學看作一種特殊的、截然不同于科學的批判學科，看作一種先驗的研究，看作對意義與自然本性間的裁決，這樣的哲學觀就瓦解了。但正是這種元哲學的觀念描繪了（盡管以多少不同的方式）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后至今的分析哲學，即從《邏輯哲學論》的發(fā)表，經(jīng)過維也納小組和劍橋分析，直到《哲學研究》和牛津分析哲學家。分析哲學或許恰當?shù)貟仐壛擞煽档隆⒏ダ赘窈涂柤{普等人劃定的分析與綜合的區(qū)分。它不僅可以而且應當把必然與偶然的區(qū)分看作研究和闡明所要解決的問題，而不是看作分析學派依賴的基礎。但如果它必須同樣放棄先天的意義問題與經(jīng)驗的、后天的事實問題之間的任何區(qū)分（這就是維特根斯坦關于語法命題與經(jīng)驗命題之間區(qū)分，即句子的用法之間而不是類句子之間的區(qū)分的一種形式），那么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的哲學就會遭到破壞，而且這就意味著分析哲學的終結。它敞開了通向偽哲學的毫無觀察、實驗和確證之虞的思辨科學之門。人們或許有理由認為，奎因回到了《邏輯哲學論》之前的分析哲學早期的羅素階段。因為他的哲學觀與羅素有著相近之處。如果真是這樣，那么為什么不應當把它看作是對早期羅素與實用主義結合的最新發(fā)展呢？人們無法在歷史長河中倒游。倘若1911年在劍橋遇到羅素的是年輕的奎因，而不是年輕的維特根斯坦，那么，分析哲學的歷史就會完全不同了。但分析哲學的河床畢竟是由《邏輯哲學論》帶來決定性轉變，而且這一轉變的方向是與羅素的分析觀相對立的，這種哲學觀沒有對這一運動產(chǎn)生進一步的影響，直到1960年奎因的主要著作問世，他并沒有追隨分析哲學已經(jīng)走過40年的主流。這是一次決定性的決裂。雖然奎因在某些方面回到羅素，但他從未接受羅素的分析觀，即表現(xiàn)為先是邏輯主義，然后是《我們關于外部世界的知識》和后來的《心的分析》與《物的分析》中的還原論。奎因對上述三種區(qū)分的攻擊在美國得到了普遍的接受，但這并不是他提倡哲學中科學主義努力的唯一特征。我認為還有四個特征值得注意，即奎因的本體論轉向，他的  物理主義，他對自然化認識論的擁護，他的行為主義和隨后從語言哲學中排除規(guī)范問題。第一個特征是把注意力從關于存在在各種論域中的屬性（即認為存在顏色或存在精神狀態(tài)或存在法律體系或存在虛構特征等究竟意味著什么）這類分析問題，轉向關于某些“實體”是否存在或是否需要出于科學的目的，或為了有關實際存在之物的最佳“理論”而假設它們的存在這類假定的本體論探究?？蛘J為，惟一真正的知識是科學知識。他聲稱，物理學研究“世界的本性”，支配一切現(xiàn)存事物行為的根本規(guī)律就是物理學規(guī)律?！叭绻覀兪窃诿枥L實在的真實終極結構”，我們就應避免意向的用法，因為沒有必要假設精神狀態(tài)的存在，我們只是應用唯一指稱“有機體的物理構成和行為”的嚴格圖式（奎因1969：第221 頁）。因而，對所發(fā)生的一切事情的終極說明也都是由物理學提供的說明，奎因的物理主義是70-80 年代涌現(xiàn)的消除唯物主義的科學主義的主要靈感。他的自然化認識論“占取了心理學的因而也是自然科學的一個篇章”（奎因1969：第82-83 頁）。因此，對知識陳述中所涉及的辨明模式和概念構造的分析研究，也就展現(xiàn)為對輸入闡明模式如何產(chǎn)生語言行為和其他行為的結果這個問題的研究。自然化的認識論最終又恢復了分析哲學反對心理主義時竭力根除的發(fā)生學。他的行為主義和從語言論述中消除規(guī)范性，排除了20年代以來占據(jù)分析哲學中心的對意義與無意義界限的研究。奎因的哲學觀推進了這樣一種信念，即哲學是科學的繼續(xù)，它不是關心理論建構的科學。像科學一樣，它的目的在于增加人類關于實在的知識。如果奎因正確的話，由于每一種概念圖式都是理論的，涉及本體論的承諾，因而在許多同代人來看，日常語言就只是關于一種文化的前科學的概念圖式，用于它所展開的世俗目的，但卻被認定為一些誤解的前科學理論。前科學的物理學和心理學就被看作是根植于這樣的日常語言之中。所以，哲學理論也就不必像物理學或心理學那樣對表達式的用法過多加以關注。其宗旨既不是清除出自感覺限度上的細微沖突而產(chǎn)生的混淆，也不是描述我們概念圖式的理性構造，而是貢獻我們關于世界的理論。由奎因引發(fā)的這種傾向從哲學之外得到了進一步的支持：喬姆斯基的理論語言學，計算機科學和人工智能的發(fā)展，神經(jīng)生理心理學（特別是在視覺理論領域內(nèi)）的成就。隨著（為奎因所詛咒的）后行為主義認知科學的誕生，分析的心靈哲學就衰落了。心理學哲學本身就是與對認知科學的思索相關聯(lián)的，而在對心理學概念構架的分析研究與關于大腦工作的假想之間的界限也變得模糊不清了。同樣，分析的語言哲學與理論語言學的界限也遭到了侵蝕。
    對分析哲學的衰落可以采取一種啟示性的看法。人們可能會這樣認為，康德的批判哲學結束了哲學自命不凡地宣稱能夠獲得科學難以達到的先驗真理，而分析哲學則通過終結了揭示先天綜合真理的哲學目標以及約束純粹理性在數(shù)學領域獲得這種真理的自命不凡，最后完成了對這一學科的毀滅。把哲學從自身這門學科中剝奪出去，分析哲學不就使這門學科走到盡頭了嗎？值得注意的是，石里克的“哲學的轉折”就得出了關于未來圖景的結論，在這種圖景中，“不再有必要談論‘哲學問題’因為人們會談論在哲學上有關的一切問題，即清晰的和有意義的問題”. 卡爾納普詢問，如果一切有所表達的陳述都是有關經(jīng)驗性質(zhì)的陳述，都屬于科學，那么給哲學還留下了什么。他答道，“留下的不是陳述，也不是理論，也不是體系，而只是一種方法：邏輯分析的方法”. 他認為，邏輯分析的積極任務“是澄清有意義的概念和命題，為事實科學和數(shù)學建立邏輯的基礎”. 這就是，而且只有這才會是，關于未來的“科學的哲學”（卡爾納普1959：第77頁）。但人們或許認為，如果卡爾納普為哲學留下的專門領域完全依賴于他所堅持的分析與綜合的區(qū)分，如果奎因消除這種區(qū)分是非常成功的，那么，這種“科學的哲學”也就合并為科學了。哲學的轉折已經(jīng)導致了哲學的終結。我相信，這種反應可能被深深地誤解了。我不知道分析哲學的消失是否只是時間上的某一階段問題，但這的確是非常明顯的。分析傳統(tǒng)為哲學留下了兩個可以為后代繼續(xù)完成的普遍任務。第一個是批判的任務，它是為解決哲學中的和人類思想與反思經(jīng)驗的其他領域中的概念難題和概念混淆。對這種哲學作用的清晰闡述是由后期維特根斯坦完成的。經(jīng)過恰當?shù)年U釋，它至少部分地說明了整個歷史上的許多主要哲學問題，以及解決它們的一種（或一類）方式。這是眾所周知的而無需闡述了。有時這也被責怪為過于“消極”和“安靜”了。但這只是在醫(yī)學是消極的（即“僅僅”使病人恢復健康）這種意義上才是消極的。而且正像醫(yī)學一樣，哲學所要治療的許多理智疾病都是長期存在的，需要在不同的變化中代代醫(yī)治。關于哲學任務的這種看法根本不是安靜的，這明顯地表現(xiàn)為進一步的特征。最初，哲學一直是得到允許進入科學的。因為概念難題和混淆并不是哲學才有的。分析哲學在其革命時期的勁敵，即思辨形而上學的神話，宗教宣稱作用于科學之物的自命不凡，（用邊沁巧妙的術語）倫理和政治中的語言本身（ipse dixitism ）等，可能都已經(jīng)被擊敗了，至少是暫時地被擊敗了。理性的科學探索和專門領域內(nèi)的理性的社會思想和政治思想，現(xiàn)在大多都不再成為我們文化中的障礙。但這不應當引起自滿。因為現(xiàn)在敵人就在我們中間，如果科學是勝利了，那么它同樣是神話和神秘之物的來源。因為真理的每一種來源也都必定是這兩類錯誤的可能來源?？茖W裝備優(yōu)良地反對經(jīng)驗上的錯誤，雖然這種戰(zhàn)斗可能是很艱難的。但它們卻沒有這樣去反對制造神話、概念上的神秘之物和混淆。因為人們所面對的難題并不是理論上的；責任并不在于錯誤的或有缺陷的理論，而在于缺乏意義。分析哲學就非常恰當?shù)胤磳@一點。哲學的批判任務不是質(zhì)疑真理，而是質(zhì)疑（例如）理論語言學家所談的思想的固有語言、“語言基因”、或說話者使用一種無意識地“認識”普遍語法理論，或對相互理解所必需的解釋理論的語言等的可理解性（intelligibility）。
    它的任務不是研究這樣的看法是否為真，而是它是否能夠產(chǎn)生意義，即像許多實驗心理學家認為的那樣，為了讓一個人能夠看見東西，大腦就必須構造假設，應用演繹邏輯、推理、構造視覺域圖式，并根據(jù)適合它的信息設計物體表面的色彩。在物理學和生物學分支以及在經(jīng)濟學和社會科學中，相似的研究問題是共同的。批判的分析哲學不是科學的延伸，而是一種對意義的裁決。當科學不知不覺地陷入構造神話和墮入概念混淆時，它就應當面對這樣的制裁。第二個任務是補充，用維特根斯坦的話說，就是在給定的論域中清晰地展現(xiàn)我們語詞的用法或我們語言的語法（在維特根斯坦獨特地使用“語法”一詞的意義上），或者用斯特勞森的語言，是描述我們概念圖式的結構或其中的某些片斷；或者用賴爾的隱喻，是劃分和調(diào)整我們已有知識的邏輯分布圖。（這里有許多差別，但眼下不必考慮它們）。這里劃出的地圖可能是非常一般的，代表一種從衛(wèi)星俯視的角度——如果人們的目的恰好是一般的，正像斯特勞森在《個別物》中所做的那樣?；蛘咚赡艽硪环N鳥瞰式看法——更詳細地，但只是針對所選的領域，正像馮?賴特在《善之種種》中所做的那樣。或者它可能集中在某個極專門的地方，正像阿蘭?懷特在《注意力》中所做的那樣。但無論人們的目的是在于描繪全球、一片大陸、一個國家還是一個縣郡，這個任務都會出于其獨立的興致或出于與專門的哲學問題相關的專門目的而得以完成，雖然概念的（非經(jīng)驗的）東西并不必定是混淆的表達式和概念的糾纏。無論如何，實現(xiàn)這個任務也就必然會竭力根除概念的混淆。哲學的這種積極任務只能在相對的意義上得以完成，不可能存在某個純粹的概念領域圖式。它依賴于繪圖者的視角和目的。不同的地圖總是要求符合各個時代不同的理智需求。盡管這個領域的許多特征都是穩(wěn)定的，因為我們的語言及其用法有著合理永恒的結構特征，但其他的特征則是變化無常的，受到風雨的侵蝕和屬于偶然突發(fā)事件的沖擊，如同我們對自身和周圍世界的看法經(jīng)歷著周期性大劫難一樣。哲學的批判任務的確是西西弗斯式的。因為我們可能陷入的混淆是沒有止境的。而且，一旦有了新的發(fā)現(xiàn)（如神經(jīng)生理心理學的當代發(fā)展），一旦提出新的理論（如相對論），一旦作出新的發(fā)明——無論是先驗的（如現(xiàn)代邏輯演算的發(fā)明）還是實踐的（如計算機的發(fā)明），就會出現(xiàn)概念混淆和理智神話的新來源，新的說明模式就會成為可以接受的并被明顯地用于超出它們的合理限度，提出示眾的新問題也被看作是不能經(jīng)受經(jīng)驗方法和科學理論建構的考驗的。試圖達到頂峰的人必須意識到，他們的成就可能僅僅用于自身一代，相關于困擾他們時代的問題。每一代都必須重新勞做。達到頂點的人可能會為他們能夠告訴同代人陽光明媚和視野開闊而感到欣慰，即使他們也知道烏云在視野之外可能依然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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