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在中國不僅受到文人雅士的追捧，在民間風俗中也大受喜愛。正如宋代范成大《梅譜》中所云：“梅，天下尤物，無問智賢愚不肖，莫敢有異議”。梅之實可以和味，可以療疾，亦可為食為飲；梅之花既是“歲寒三友”又是“花中四君子”；梅之形象常以入詩入畫，又常用作建筑、服飾、陶瓷等各種器物的雕刻紋飾或花樣圖案；梅之字也常用作人名、地名、物產(chǎn)名、時節(jié)名等各類事物的命名?？梢?，梅由一種自然天生之物已經(jīng)深深嵌入到人類社會的物質(zhì)生活和精神文化空間當中。

作為一種文化意象和話語資源，“梅”特別是“梅花”在宋代可謂是大放異彩。古人往往以梅抒情、喻人，以“梅”見天地、見自然、見人見己?！端膸烊珪偰刻嵋ぃ济坊ㄗ肿窒悖咎嵋贩Q：“《離騷》遍擷香草，獨不及梅。六代及唐，漸有賦詠，而偶然寄意，視之亦與諸花等。自北宋林逋諸人遞相矜重，‘暗香疏影，半樹橫枝’之句，作者始別立品題。南宋以來，遂以詠梅為詩家一大公案。江湖詩人，無論愛梅與否，無不借梅以自重。”

于此可見“梅”在宋代社會文化空間中的興盛程度，正如楊萬里所說：“蓋梅之有遭，未有盛于此時者也”，也因其“盛”而備受后世關(guān)注。然而，物之盛必有漸，宋代之“梅”也是歷史積淀的結(jié)果。所以，唐宋以前，處于源頭發(fā)端處的“梅”意象同樣不容忽視。

民以食為天，梅進入人文視野，最初也是因為其食用價值。

據(jù)考古發(fā)現(xiàn)，早在新石器時代，梅即為先民日常采集食用的野果之一。1979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隊在距今7000多年前河南新鄭的裴李崗遺址中，發(fā)現(xiàn)了數(shù)枚已經(jīng)碳化的植物果核，經(jīng)中國科學院遺傳研究所李璠先生鑒定，有梅核、酸棗核和核桃殼等（任萬明等：《1979年裴李崗遺址發(fā)掘報告》，《考古學報》1984年第1期），應(yīng)當都是先民采摘生食所留。1959年在江蘇吳江梅堰袁家埭新石器時代后期村落遺址中，也發(fā)現(xiàn)了距今5000多年前疑似梅核的8顆果核（江蘇省文物工作隊：《江蘇吳江梅堰新石器時代遺址》，《考古》1963年第6期）。

隨著人類社會的進步，對梅實的食用方式也有了發(fā)展變化。在商周時期，對梅的食用不僅有最原始的直接生吃法，而且因其味酸，還將之作為調(diào)味品與動物骨肉等共同烹煮以和味去腥，也就是《禮記·內(nèi)則》所謂的“獸用梅”。

考古學家在河南殷墟和陜西高家堡商周墓地發(fā)掘出的炊食器銅鼎中，發(fā)現(xiàn)了與麅子、羊、魚等動物骨骼相伴隨的大量梅核，殘存的面糊狀遺存中也發(fā)現(xiàn)梅核，顯示出梅在烹飪中使用較為廣泛?！渡袝ど虝ふf命下》就明確記載了商王武丁對大臣傅說所說的話：“若作酒醴，爾惟麴糵；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笨讉鳎骸胞}咸，梅醋。羹須咸醋以和之?！笨梢?，殷商時期將“梅”視作與“鹽”一樣，都是不可或缺的必備調(diào)味品，足見其在日常飲食生活中的重要性。

梅子鮮果難以長久保存，到了周代已經(jīng)發(fā)明創(chuàng)造了將梅加工制作成梅干、梅脯的工藝以儲存食用?！吨芏Y·天官·籩人》記載：“饋食之籩，其實棗、栗、桃、乾?、榛實?！编嵭ⅲ骸扒?，乾梅也?！薄懊犯伞痹谙惹匾殉蔀榧漓胫Y饋食儀節(jié)中的一種重要祭品。周公制禮作樂后，衣食住行等皆與禮制相關(guān)，成為人類社會制度規(guī)范的體現(xiàn)。梅干、梅脯作為當時重要的一種“饋食之籩”，自然也具有了禮儀功能。梅制品具備禮儀功能的還有梅漿酒，在《禮記·內(nèi)則》中有名為“醷”的飲品，鄭玄注以為即梅漿，能生津止渴。

顯然，“梅”在先秦所受關(guān)注的主要是梅實的實用價值，其在日常生活和禮儀活動中常用且重要，這為“梅”意象的生發(fā)和建構(gòu)奠定了堅實的認知基礎(chǔ)。此后“鹽梅和羹”不僅成為了政治上賢臣佐君治國的重要典故和隱喻（清陸桂星就專門寫了《爾惟鹽梅賦》來對此進行論述），而且也為后世詩賦所繼承發(fā)揚，成為“梅”意象的重要組成部分。如唐沈佺期《和戶部岑尚書參跡樞揆》云：“鹽梅和鼎食，家聲眾所歸”，孟浩然《和張丞相春朝對雪》云：“撒鹽如可擬，愿糝和羹梅”，宋王禹偁《鹽池》云：“江梅須待我，金鼎始能和”，宋祁《慈圣閣秋橙結(jié)實上召宗室同觀》云：“和羹并梅?，連葉讓芝房”，仲并《官滿趨朝留滯吳門即事書懷十首·其四》云：“要令千古芬香在，能作和羹自有梅”，喻良能《次韻宋嗣宗梅花》云：“東風也是相欺得，已作和羹一點酸”，清代陳裴之《海陵四至堂坐月寄懷賓谷節(jié)谷節(jié)使師揚州》云：“圣心獨眷江南重，鹽梅好作和羹用”，等等，這些詩句都是對梅實和味功能的吟詠和闡發(fā)。

由于梅實可以在烹羹的過程中齊和眾味，具有深刻的哲學意蘊，所以也常被先秦兩漢思想家用來論理體道。如《晏子春秋》中記載晏子與齊景公辯論“和”與“同”之異時，就出現(xiàn)了“梅”的身影：“公曰：‘和與同異乎？’　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泄其過?！泵分魉幔挥信c眾味相調(diào)和、無過無不己時，才能實現(xiàn)“和而不同”的最佳狀態(tài)，體現(xiàn)了國人對中庸和諧之美的追求。漢代劉安《淮南子·說林訓》在論述“眾能濟少，少不能有所成”的道理時亦用“梅”作譬喻：“百梅足以為百人酸，一梅不足以為一人和”，也就是獨木難支、單味難和。

梅在先秦除了食用價值以外，也已入詩，成為人們表情達意的載體?！对娊?jīng)》中就有5首涉及到梅的詩，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摽有梅》：

摽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摽有梅，其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摽有梅，頃筐塈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

古代文學作品中托物言志、借物比興的傳統(tǒng)就源自《詩經(jīng)》。葉嘉瑩先生曾指出：“中國的詩歌是以抒寫情志為主的，而情志感動的來源有兩個：自然界的感發(fā)和人事界的感發(fā)。詩人如何表達這些感發(fā)呢？古人認為有三種方法：第一是‘賦’的直接敘寫，即物即心。第二是‘比’的方法，借物為喻，心在物先。第三是‘興’的方法，因物起興，物在心先。這三種方法都注重用形象觸引讀者的感發(fā)，但‘賦’多用人事界的‘事象’，‘興’多用自然界的‘物象’，‘比’則既可以是人事界的‘事象’，也可以是自然界的‘物象’”。

此詩正是以“梅”起興，“梅盛極則落，詩人以興女色盛則有衰，眾士求之宜及其時”。梅由成熟皆在樹而至于逐漸零落殆盡的自然過程，正好隱喻男女年歲和婚時由盛多而至于衰減，從而體現(xiàn)了時令的變化和緊迫急切的心情。

我們需要思考的是，植物果實那么多，這里為什么偏偏選擇“梅”來起興呢？

古人所謂藥食同源，明代李時珍在《本草綱目》中記載：“梅者媒也，媒合眾味?！薄懊贰钡漠愺w字作“楳”，兩字與“媒”“禖”及“酶”等皆為同源詞，都具有和合不同物類的作用。婚姻就是要和合男女，就如同作為調(diào)味品的梅要和合眾味一樣，所以用“梅”起興正是其和合功能的體現(xiàn)，這與“合二姓之好”的婚姻之義具有內(nèi)在的一致性。聞一多先生在《風詩類鈔》中從民俗學的角度也進行了分析：“在某種節(jié)令的聚會里，女子用新熟的果子，擲向她所屬意的男子，對方如果同意，并在一定期間送上禮物來，二人便可結(jié)為夫婦。”在這里，“梅”是愛情的象征，起到了定情信物的作用，但本質(zhì)上仍是其和合功能的體現(xiàn)。

除《召南?摽有梅》外，《詩經(jīng)》中所見含“梅”詩句還有《秦風·終南》：“終南何有，有條有梅”，《陳風·墓門》：“墓門有梅，有鸮萃止”，《小雅·四月》：“山有嘉卉，候栗候梅”，《曹風?鸤鳩》：“鸤鳩在桑，其子在梅”。這幾首詩中的“梅”或指梅樹，或指梅實，但沒有一例指梅花。通過文獻梳理，可以看出，先秦之梅作為果實時，常與桃、棗、栗、杏、李等連類出現(xiàn)，作為樹木時，則常與棠、梓、棘、桑、榛等連類出現(xiàn)。

所指不同、意蘊有別、連類有異，這正是先秦“梅”意象與后世“梅花”意象的差異所在。

梅之花成為人們關(guān)注的對象，應(yīng)當是從漢代開始的。自漢代起，隨著園林苑囿的興建，種梅賞梅之風興起。西漢末劉歆《西京雜記》載：“初修上林苑，群臣遠方各獻名果異樹。有朱梅、胭脂梅?！庇州d：“漢上林苑有侯梅、同心梅、紫蒂梅、麗有梅”。從這些梅的名稱中可以看出，大多都是從梅花的顏色或形狀對整株植物進行的分類命名，足見其時梅之花已經(jīng)成為人們關(guān)注的焦點。其后，揚雄《蜀都賦》有“被以櫻、梅，樹以木蘭”的記述，“櫻”“梅”與“木蘭”顯然都是以花朵為主要觀賞對象的園藝樹木。

在漢代藝梅賞梅風俗的影響下，梅花的審美功能逐漸取代梅實的實用功能成為“梅”意象建構(gòu)的新方向。但這并不意味著梅實的實用功能就此消亡，而是仍有所發(fā)展，最好的明證就是曹操“望梅止渴”和“青梅煮酒論英雄”的故事。梅子的酸味可以生津止渴，曹操充分利用了梅子的這一功能特性，成功地激發(fā)了士兵們的士氣；在“煮酒論英雄”中，“青梅”已經(jīng)成為了下酒佐餐的小吃。

除此之外，梅子的藥用價值在漢代被充分發(fā)掘?！渡褶r(nóng)本草經(jīng)》中就提出梅性味甘平，有收斂生津的作用。張仲景《金匱要略》中清楚記載了“烏梅”和“烏梅丸”的制作方法，同時還總結(jié)了食用梅子的諸多禁忌與危害，如：“豬脂不可合梅子食之”“梅多食壞人齒”等。梅子的實用功能雖不再受到文人雅士的重視，但卻在民間凡俗中不斷推陳出新，獲得了蓬勃發(fā)展。后世各種與梅相關(guān)的飲食簡直數(shù)不勝數(shù)，直到今日最有名的可能就是酸梅湯了，江記酒莊還研發(fā)了“梅見青梅酒”，這些都足見梅子實用功能的強大生命力。

專以梅花為歌詠的對象，則始見于魏晉南北朝時期。正如楊萬里在《洮湖和梅詩序》中所說：“南北諸子如陰鏗、何遜、蘇子卿，詩人之風流至此極矣。梅于是時，始一日以花聞天下”。梅花在詩賦中的初次登場，應(yīng)當是《荊州記》所載的北魏陸凱之詩《贈范蔚宗》了：“陸凱與范曄相善，自江南寄梅一枝，詣長安與曄，并贈詩曰：‘折梅逢驛使，寄與隴頭人。江南無所有，聊贈一枝春?！?/p>

“梅花”帶著早春的時令氣息，成為寄送友人表達思念之情的象征。因其多在萬花尚寂的農(nóng)歷二月生花為榮，所以古人又把該月稱為“梅月”或“梅見月”。見梅知春、睹梅思友，使梅花寓含了濃濃的人文氣息。折梅遠寄很快就成為了梅花意象的新內(nèi)涵而在詩文中反復出現(xiàn)，如南朝梁代庾肩吾《同蕭左丞詠摘梅花詩》有“遠道終難寄，馨香徒自饒”，南朝樂府民歌《西洲曲》有“憶梅下西洲，折梅寄江北”等以“梅”寄思之句。

最早的詠梅專作，應(yīng)推劉宋鮑照的《梅花落》。南宋劉學箕《方是閑居士小稿》中稱：“梅花自秦漢而下無一語焉，至宋鮑參軍照始賞其韻而寓之詩然，則梅之見于賦詠者實自明遠始也。”其詩云：“中庭雜樹多，偏為梅咨嗟。問君何獨然？念其霜中能作花，露中能作實。搖蕩春風媚春日，念爾零落逐寒風，徒有霜華無霜質(zhì)?！?/p>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梅花書寫，多體現(xiàn)了作者強烈的生命意識和對高尚人格的追求，此詩便是典型的托物詠懷之作。南北朝時期講究士族門閥，不看才能看出身。鮑照出身寒微，心有郁結(jié)，故借梅花“霜中能作花，露中能作實”的特質(zhì)，通過比喻、比擬、比較三種手法的綜合運用，展現(xiàn)了自身不同于門閥子弟的堅貞高潔、卓爾不群的氣象。鮑照在《梅花落》中對“梅”的刻畫，開啟了后世對梅花高潔風骨進行贊詠的風氣之先。

梅花凌寒傲雪、早春自開、遠香浮動的自然物性在南北朝時期得到了充分的發(fā)掘。唐代宋璟的《梅花賦》曾將梅花的自然物性進行過比較全面的描述：“艷于春者，望秋先零；盛于夏者，未冬已萎?；虺_而速謝，或夕秀而遄衰。曷若茲卉，歲寒特妍。冰凝霜冱，擅美專權(quán)。相彼百花，孰敢爭先！鶯語方澀，蜂房未喧。獨步早春，自全其天。”這些特征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詠梅詩文中皆有體現(xiàn)。如：

梁簡文帝《梅花賦》中描述說：“梅花特早，偏能識春，或承陽而發(fā)金，乍雜雪而披銀……吐艷四照之林……香隨風而遠度……憐早花之驚節(jié)，訝春光之遣寒?！绷汉芜d《詠早梅詩》云：“兔園標物序，驚時最是梅。銜霜當路發(fā)，映雪擬寒開?！标庣H《雪里梅花詩》云：“春近寒雖轉(zhuǎn)，梅舒雪尚飄”。北周庾信《詠梅花》云：“不信今春晚，俱來雪里看。樹動懸冰落，枝高出手寒”。此外，還有蘇子卿《梅花落》也較早地關(guān)注到了梅花的香氣：“中庭一樹海，寒多葉未開。只言花是雪，不悟有香來。”（庾信也有“水影搖叢竹，林香動落梅”之句）宋王安石的名詩《梅花》：“墻角數(shù)枝梅，凌寒獨自開。遙知不是雪，為有暗香來”，就是化用此詩而來。

從時節(jié)上看梅花有“百卉前頭第一芳”（陳師道《和和叟梅花》）的美譽，而凌霜斗雪、不畏嚴寒則始終是梅花最為突出的品性特征，暗香遠聞則從嗅覺上豐富了對梅花的體認?？梢哉f，魏晉南北朝時期對梅花已經(jīng)呈現(xiàn)出了較全面的體物視野，雖然多為平鋪直敘式的描摹，對其品性格調(diào)的塑造還不夠細致深入，但卻為后世梅花意象的建構(gòu)奠定了基礎(chǔ)，成為后世不斷模仿、化用的源頭。

在折梅寄友、凌寒自開兩種意蘊之外，魏晉南北朝時期詠梅詩文中，最重要的梅花意象應(yīng)是與時人生命意識密切相關(guān)的“落梅”形象。這一時期特以《梅花落》為題的詩就有數(shù)首，其本為漢樂府中二十八橫吹曲之一，后世產(chǎn)生了大量仿古詩作，謝朓亦有《詠落梅》詩，其他涉梅詩文中也多有對“落梅”形象的描寫，如：何遜《詠早梅詩》“應(yīng)知早飄落，故逐上春來”，陰鏗《雪里梅花詩》：“從風還共落，照日不俱銷”，鮑泉《詠梅花》：“可憐階下梅，飄蕩逐風回?！托膶铱创?，愁眉斂詎開”，蕭綱《梅花賦》：“春風吹梅畏落盡，賤妾為此斂蛾眉?；ㄉ窒啾?，恒愁恐失時　”。

梅花由盛而衰、飄零離落是其短暫而殘酷生命過程的自然體現(xiàn)，然而在觸景生情、類比聯(lián)想機制的作用下，卻引起了詩人韶華易逝、盛衰無常、人生苦短和離愁別恨之思。以此立意的比較典型的詩作如：

南北朝《樂府詩集·子夜四時歌》：“梅花落已盡，柳花隨風散。嘆我當春年，無人相要喚”。南朝梁吳均《梅花落》：“隆冬十二月，寒風西北吹。獨有梅花落，飄蕩不依枝。流連逐霜彩，散漫下冰澌。何當與春日，共映芙蓉池”。蕭繹《詠梅》：“梅含今春樹，還臨先日池。人懷前歲憶，花發(fā)故年枝”。

其中梅花的飄零代謝映射了作者感時傷春、分散離別的愁思，這與當時的時代背景密切相關(guān)，正如辛稼軒所言“剩水殘山無態(tài)度，被疏梅料理成風月”。魏晉南北朝時期社會黑暗、動亂頻仍、朝不保夕，同時北方士人又背井離鄉(xiāng)、流寓江南，這些都在世人的思想情感中平添了諸多悲涼傷感之意，生命意識和自我意識被強烈地刺激覺醒。

自身的境遇和人生的感悟與嚴寒中梅花盛開后離枝飄零離散的情景產(chǎn)生了深深的共鳴，因此“落梅”便被賦予了豐富的情感內(nèi)涵，寄托著深沉的人生哀思和生命體驗，最終成為了具有符號意義的精神表征，“梅”意象的文化意蘊也在時代與個人的交融中逐漸走向了豐富多元。

總體而言，魏晉南北朝不僅是文人詠梅的濫觴，而且也為后世定下了詠梅的基本格調(diào)。自此，“一枝梅花出墻來”，疏影橫斜的“梅花”便逐漸從眾芳中脫穎而出，成為詠花之作的大宗。（劉光潔／重慶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責任編輯：胡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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