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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覺生命無意義，怎么辦？心理學者彭凱平談青少年心理健康

來源：泰然健康網時間：2024年12月02日 08:03

青少年精神壓力是全球普遍的關切。圖為2024年5月，某地高中教室。視覺中國

清華大學心理學系教授彭凱平曾帶領團隊，與新華社合作，于2021年底開始，調查了三十多萬中國的中小學生，發(fā)現(xiàn)青少年普遍存在“四無”問題：學習無動力、對真實世界無興趣、社交無能力、對生命價值無感受。

青少年精神壓力是全球普遍的關切。世界衛(wèi)生組織的數據顯示，2021年，在全球范圍內，七分之一的10-19歲青少年患有精神障礙，占該年齡段全球疾病負擔的13%。

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發(fā)布的《中國國民心理健康報告（2021-2022）》顯示，約14.8%的青少年存在不同程度的抑郁風險。2023年10月公布的《2023年度中國精神心理健康》藍皮書指出，學生群體的心理健康問題日益突出，且呈低齡趨勢，高中生和初中生的抑郁檢出率分別為40%和30%。

近年來，彭凱平的課題組進行了多項針對青少年心理健康的研究。例如，一項研究采集了來自國內158所學校的數萬名青少年學生的數據，發(fā)現(xiàn)中度至劇烈的體育運動對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有益，在周末或節(jié)假日進行中度至劇烈的體育運動尤為有益。

另一項研究招募了全國112所中學的2234名學生，通過大規(guī)模隨機對照實驗，發(fā)現(xiàn)對價值觀的自我肯定，有助于提升中國青少年的生活滿意度、積極心理健康和自尊水平。不過，這種干預并沒有對抑郁、焦慮和孤獨感等臨床測量指標產生顯著影響。

“我們強調實證，個體案例對我們來講都沒有意義，有意義的是成千上萬的人在控制的條件下得出來的結果。”彭凱平對南方周末記者強調，“我最煩經驗主義、教條主義，應該要做科學驗證?！?/p>

“其實自我報告式的測試是沒有用的，所有跳樓的孩子都沒有被測出來。為什么呢？因為它的擊中率——想跳樓的被我測出來了，這個概率是很低的?！迸韯P平認為，更大的問題在于國民心理健康意識不夠，“有造假的，還有無知的。我們很多人對自己的心理活動是沒有覺察的，不知道自己在嫉妒，也不知道自己在憤怒，不知道的話就無法去控制和改變的?！?/p>

值得欣慰的是，這些實驗發(fā)現(xiàn)，往往用不復雜的干預方法，就能改善青少年的心理健康。

彭凱平說，很多人有個誤解，以為人心的改變需要瞬間頓悟，然而心理學的研究發(fā)現(xiàn)，“人類很多偉大的改變是從細節(jié)開始，從習慣開始，從具體的行為塑造開始”。

彭凱平。受訪者供圖

意義感其實是一種連接

南方周末：為什么你的課題組會特別關注青少年？

彭凱平：因為青少年的身心發(fā)展特別敏感，也容易塑造，成年人的生活經歷使得他們早就形成了一定的心理習慣和行為方式，所以我們希望通過青少年來做干預。這也是心理學里關鍵期的概念，關鍵期更容易做，效果也比較好。

事實上社會也關注青少年。2023年5月，教育部等十七部門聯(lián)合印發(fā)了《全面加強和改進新時代學生心理健康工作專項行動計劃（2023—2025年）》，說明關注青少年心理健康是國家戰(zhàn)略，和芯片、人工智能同等重要。我們中國人關注下一代，很多人活著也是為了下一代，自己心情好不好不重要，孩子要是不好的話，那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南方周末：2021年你們做的30萬中小學生的調查，發(fā)現(xiàn)“四無”問題很突出，疫情之后，這些特征有改變嗎？

彭凱平：可能在一個方面有變化，就是交往和溝通。那時候是隔離的，現(xiàn)在慢慢地孩子們的集體活動多了，社會交往多了，音樂會、電影院、公園可以去了，同學們的體育活動增強了。這些是顯而易見的，其他方面我個人感覺可能還是差不多。

南方周末：你有一個觀察是一些年輕人對生命價值無感受，為什么他們會覺得生命沒有意義？

彭凱平：現(xiàn)在自殺的傾向性越來越低齡化了，我們沒有讓孩子充分地體驗和欣賞生活的美好，無休止的作業(yè)、無休止的要求、無休止的批評，他怎么可能留戀這樣的生活？我們是體驗過生活的美好的，我們吃過好的東西，去過好玩的地方，遇到過可愛的人，這些都讓我們覺得生活值得留戀。如果孩子一出生家里就在打罵，學習上有無限制的要求，特別對那些成績不好的學生，這種心理的壓力和羞辱天天都有。本來人有求生的本能，我們是不愿意死的，但是如果他覺得生不如死那怎么辦呢？

我甚至有個觀點，中國一到三年級的孩子不要考試，不要給成績，讓他們享受童年的快樂。這并不表示不學知識，我們很多人以為這樣做就是走極端，一這么說，他們覺得孩子就是在浪費時間。沒有浪費啊，孩子繼續(xù)上課，老師繼續(xù)教他，家長繼續(xù)關注，社會繼續(xù)支持，只是不要采用排名激勵加羞辱的方式。

孩子充分地吃好、睡好，和家人、老師、同學關系好，心情好，這才是最關鍵的?，F(xiàn)在有個別家長居然還吹牛，連我幼兒園的孩子都在做微積分了。我說這是造孽啊，孩子如果愿意學，不排除有天賦才華的，他就是會編程、愛編程，那我們就做。不要強迫孩子去學他不喜歡學的東西，我們把重要的事情學好，就是如何調整心情，如何合作，如何處理跟他人的關系。把做人的本能學好，再去學做事。

我老覺得我們的教育工作者經驗主義、教條主義特別強，以為培養(yǎng)了幾個北大、清華的學生，就說明他是教育專家。可能這幾個學生是沒有被他摧毀的，是幸存者偏差，反正我對中國教育的現(xiàn)狀是有些意見的。

南方周末：照你這樣說，對生命的無意義感其實是源于不能和這個世界具體的事物連接？

彭凱平：是，你剛才講到一個科學心理學的名言：意義感其實是一種連接。我們人類談什么意義，其實都跟東西聯(lián)系在一起。比如我覺得生命的意義就等于賺錢，那是把自己的生活體驗跟錢連在一起；我的生命意義是愛，那就是把它跟愛連在一起。你現(xiàn)在問我們孩子，你現(xiàn)在生活體驗最突出的是什么？第一個聯(lián)想是什么？他就是煩，孩子活得不開心，累。

所以我們一定要讓他的大腦和意義相關的事情是和積極的、美好的、高尚的、幸福的體驗連接在一起，那他不就活得有意義了嗎？這個連接需要在生活中不斷地形成，我們大腦的神經元才會產生有意義的網絡。

南方周末：意義感究竟是本能自發(fā)形成的，還是可以通過外在的干預產生？

彭凱平：當然是通過外在的。這就是存在主義哲學的精髓，存在先于本質。先做了事情，再去找意義，它不是上天給我們的，它也不是上帝給我們的，它也不是別人給我們的，是我們自己活出意義感。

法國哲學家加謬有一個名言，西西弗斯做的是無聊的工作，他把石頭推上山，反復推石頭，但加謬認為，雖然看起來很荒謬，其實有意義。這個意義是什么時候產生的？就是西西弗斯看見石頭滾下山去，他下決心再把它推上來，這不就是意義感嗎？是他在瞬間產生的意義。所以，意義感不是先設計好的，推的時候他也不知道意義在哪。

南方周末：他的意義來自自我良好的感受和決心嗎？

彭凱平：意義感無非就是往哪去，目標是干什么。他的目的就是再推上來，這就是意義感，看起來沒有，但實際上也有。人生其實就是如此，先好好活著，再去找意義。

一個最有意義的連接就是快樂、幸福、美好、高尚、崇高，這些積極心理體驗。人類其實有一種向上的力量，并不是說我們本能就是向上，但是我們有一種向上的動力，誰都不愿意活得很卑微。即使是那些壞人都認為自己在干好事，這也是心理學上有趣的研究，調查監(jiān)獄里的犯人，70%都認為自己不是壞人，他不會說我是有意害人，都覺得自己是被迫的，是自衛(wèi)。向善是一種人類的天性，誰都不想作惡，往往是在追求善的過程中間做了很多惡事。別人說他打家劫舍，他說我是劫富濟貧，他也找意義。

南方周末：看來“四無”的體驗是因為孩子們和消極的心理狀態(tài)連接太多？

彭凱平：對，太緊密。這里面就要教孩子一些技能，你得學會保護自己，遇到一些不開心的事情，如何不被不開心摧毀。所以他需要學習技能來保護，來調整自己的情緒，來正確地認識社會，同時要學會一些方法，產生積極的力量，轉移、替代、消化負面的心理能量。

人類很多偉大的改變是從細節(jié)開始

南方周末：你的課題組還研究了哪些針對青少年的干預方法？

彭凱平：我們已經發(fā)了好幾篇文章了。比如趙昱鯤老師是研究自我決定，他發(fā)現(xiàn)讓孩子去做一些自我選擇，而不是完全被動地做作業(yè)、聽話，加上一些自我練習，比如自己安排時間，這么一個小小的干預，就能夠提高孩子們的身心健康。

哈佛大學著名教授埃倫·蘭格（Ellen Langer）是最早做這個實驗的，她發(fā)現(xiàn)在養(yǎng)老院的老人如果自己決定看什么電影、吃什么飯、房間里擺什么花，就比完全由醫(yī)生護士來決定要好一些，這個叫做自我控制，后來的學者把它引申為自我決定論。昱鯤老師就是做自我決定論的研究，說明我們現(xiàn)在很多事情都是靠別人、靠家長，這未必好，給孩子一點自我決定（的空間）挺有意義、挺有價值。

另外一位我的學生叫曾光，他是做成長性思維。這是斯坦福大學一位心理學家德韋克（Carol S.Dweck）提出的理論，一切不是已經被塑造決定，一切都可以改，只要相信一切都可以變。曾光發(fā)現(xiàn)培養(yǎng)孩子們的成長性思維，可以幫助他們有更好的心理健康和學習成績。

現(xiàn)在我們和斯坦福的教授合作，就想實驗一個特別簡單的事情：在一個空氣清新的教室里，孩子的心態(tài)和成績是不是會更好？

這里面的研究項目挺多的，這是一個寶貴的數據庫，只要有興趣、有問題、有理論，就可以來做一些干預工作。我們想探索一下，（這）到底對孩子有什么樣的幫助。

南方周末：聽起來這些干預方法都不復雜？

彭凱平：很簡單，但是你要花時間去做。我們的研究單位不是個體，是學校，是班級，一做就是十幾萬份，樣本量很大，以學校為單位來看這種集體性的干預有沒有效果。個體有時候很難全部達到某個效果，你得干預這個制度、干預這個社會、干預這個學校。

現(xiàn)在很多心理學研究都是個體干預，個體即使特別健康，但是在一個不太積極的環(huán)境里頭，再優(yōu)秀的個體也會變得抑郁和焦慮。所以說要改變體制，改變文化，改變整個社會群體，可能更有價值。這是我作為社會心理學家的一個基本認識。

比如我們會去測試，一個班里的孩子每天大聲朗誦對他的心情有什么樣的影響。我們現(xiàn)在發(fā)現(xiàn)，朗誦的時候，聲音發(fā)聲引起大腦的共鳴，有人發(fā)現(xiàn)唱歌的人或歌劇演員心態(tài)都很好，原因是什么呢？是不是跟發(fā)聲的頭腔共鳴、歌詞的積極等因素有關？這些都是心理學家要驗證的問題。你不能說我有一個叔叔是歌劇演員，活了100歲，這是個體的案例，對我們來講都沒有意義，有意義的是成千上萬的人在控制的條件下得出這樣的結果，它才有科學的價值。

南方周末：人們很容易懷疑，這些看似不大的干預方法，會對人的心理有那么大影響嗎？

彭凱平：所以要驗證，所謂大膽假設小心求證，都是科學態(tài)度。人類很多偉大的改變是從細節(jié)開始，從習慣開始，從具體的行為塑造開始，這個是我們心理學基本的結論。很多人都以為我有一個靈光四射、醍醐灌頂、茅塞頓開的頓悟，我們現(xiàn)在發(fā)現(xiàn)，頓悟是對一些知識問題有頓悟，但是對自己人心的改變一定要從小處開始。我把它叫做“微趨勢”，這個微趨勢能成為大趨勢，這個就是社會的進步，我充滿了樂觀主義精神，因為很多的社會變革其實是靠少數人，不是靠大眾的。

南方周末：現(xiàn)有得到驗證的干預方法中，有沒有哪些可以培訓推廣下去的？

彭凱平：其實我們提了好多建議，大家都愿意聽，但是如果教育公權不參與進來，那就很難。其實從我個人的角度來講，作為學者去服務社會，我們已經做了很多工作了，有那么多人參與和支持，影響也有，但是缺乏教育部門的認可就很難推廣。

南方周末：參與研究的學校有數百個，在某個地區(qū)或某學校的小規(guī)模推廣，是否可能實現(xiàn)？

彭凱平：我們已經做了一些，但需要地方教育（部門）的領導支持。教育工作者早就意識到這個問題，也渴求解決方案，所以他們都愿意，都是主動的，不需要我們去宣傳推廣。學校很愿意，但家長們不愿意。家長覺得學校應該讓孩子學技術、考好成績，很大程度上也是因為我們的教育體系約定俗成。他們不太配合，不想讓我們去做心理實驗，或者不太喜歡學校去做他們認為的課外活動。

我們教的都是那些做事情的技能

南方周末：你提到的很多問題都指向家長的養(yǎng)育方式，現(xiàn)在孩子的父母是80后、90后一代人，他們似乎比上一代父母接受了更多教育，在養(yǎng)育方式上沒有進步嗎？

彭凱平：一個原因是，我們的教育教的不是做人的技能，我們教的都是那些做事情的技能。我們很多人學的是數理化、工程、金融，培養(yǎng)成了對社會有用的人，但它沒有教大家心理學的知識、社會學的知識、人文的知識。學歷越高，專業(yè)越細，教育其實未必更好，不像我們的父母親，他們經歷過人生的磨難，經歷過政治的動蕩，生活的貧窮，可能對人、對社會、對人生有非常高的智慧，而這個智慧不是大學教的。

第二個很重要的原因，可能正是因為我們這些家長們是受教育出來的，是學霸，競爭力強，所以他無形中間把自己成功的一些經驗想傳給孩子，甚至可能想在孩子身上復制自己的成功——我刻苦學習，拼死拼命考了清華，那我希望孩子也考清華。特別是有些中產階層，他真的是靠自己的奮斗起來的。但是，這個經驗在孩子身上是不是適合？不一定。你的孩子和你不一樣，他的智商、他的性格、他未來的追求夢想可能跟你不一樣，你強迫他走你的路，可能恰恰有適得其反的作用。

我們的社會生活對工作技能的要求會發(fā)生變化。舉個簡單的例子，過去的經驗，學計算機、學金融容易有高工資，但如果人工智能來了，取代了我們的工作，那你不就讓孩子學了一個沒有前途的專業(yè)嗎？一時的時尚并不代表終身的工作穩(wěn)定，我經常講，與其讓孩子學那些專門的技能和課程，還不如讓孩子學會積極的心態(tài)、合作的技能、說話的技能、文化的技能，而這些東西說不定可以讓孩子做得更好。

有人在加拿大做過研究，發(fā)現(xiàn)父母教孩子做數學作業(yè)可以幫助孩子上好的中學、大學，但不能保證孩子未來一定成為社會的精英；父母幫孩子一起做語文，反而有可能讓孩子將來成為社會精英。因為語文教大家一些人情世故、溝通表達、理解他人，這些能力更重要。

南方周末：能不能教育孩子成為沒用但開心的人呢？

彭凱平：不是成為沒用的人，而是可以學一些看起來無用的知識。看起來無關緊要的知識可能就是你的競爭優(yōu)勢。比如小朋友背了很多唐詩宋詞，看起來真的沒用，高考也考不了幾句，但是你工作之后，在說話、溝通、表達、交流的時候，能夠引經據典，談吐自如，能夠根據唐詩宋詞創(chuàng)造出更多的意境，那就有價值了。

開心不是簡單的傻樂，是追求有意義的快樂，由此產生的積極體驗讓你對生活更有意義感，因為你知道美、知道善、知道快樂，你愿意欣賞，好好活出心花怒放的人生，個人覺得受益更大一些。

社會一定要提倡多樣性。我們應該多多宣傳社會中那些多樣化的優(yōu)秀人才，一個人把插花做到極致，一個人把文學作品寫到極致，一個人當老師上課上得極好，這些就是我們應該去表揚的。我特別希望我們有這種多元化，多去宣傳那些平凡的偉大，他做的是平凡的事，但是別人做不到，那就了不起。

人類的心理狀況沒有變得特別好起來

南方周末：近年大量國際研究和心理數據都顯示，疫情之下，人的心理問題普遍有所增加。2023年生活恢復常態(tài)后，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狀況是否有改善？

彭凱平：現(xiàn)在全世界都有數據出來，在疫情剛剛解除的時候，大家都是非常高興的，但有一個意外就是，全世界的心理健康水平恢復到正常狀態(tài)，沒有反彈得特別好。因為人類遇到的各種挑戰(zhàn)，雖然表現(xiàn)形式不一樣，但它一直存在著，疫情沒有了，但是有戰(zhàn)爭，有瘟疫，有各種形式的不愉快，所以人類的心理狀況沒有變得特別好起來。疫情剛解除的時候有一個向上的上升趨勢，很快又回歸到平均數。

中國人現(xiàn)在遇到的問題也是平均狀態(tài)，我們并沒有變得更加抑郁，也沒有變得比其他國家的人更抑郁。按照新的數據，中國抑郁癥的比例跟國外差不多，只是說青少年抑郁癥的比例沒下來。

南方周末：世界衛(wèi)生組織的數據是全球七分之一的青少年有心理健康問題，這個問題是全球普遍的嗎？

彭凱平：是Z世代的共同問題，這和時代（變遷）有很大的關系。

第一個就是生活方式的改變，其實是跟我們人類還不太適應這樣新的生活方式有關。以前我們是戶外，逐水草而居，是一種群體的生活方式。現(xiàn)在我們在鋼筋水泥的樓里頭，是個體的孤獨的生活方式，最多一家人，所以那種大家庭的人與人之間的社會網絡聯(lián)系被破壞掉了。我經常講，高樓大廈并不代表現(xiàn)代文明，它只是我們在現(xiàn)階段的一種生活方式，而這個生活方式降低了人和人之間的聯(lián)系。

第二，我們的工業(yè)化和技術化使得人成為工作的工具，所以我們必須去工作，由此產生生活資源。這其實是一種時代病，以前我們是隨性而做、隨遇而安，現(xiàn)在做不到，因為有KPI，有打卡，有時間要求，所以我們的自主性降低了很多。我們變成了工作的工具，而不是工作的主人。我們不斷地工作，不斷地奔跑。

社會攀比，以前我們最多和周圍人比，現(xiàn)在我們和網上的那些成功人士比，本來我一個月的工資一萬塊錢很高興，結果發(fā)現(xiàn)人家工資一個月一百萬。

還有科技的干擾，我們離不開手機，上網時間太多，讓我們正常的社交、正常的娛樂、正常的睡眠、正常的感情交流都被剝奪了，現(xiàn)在夫妻在一起看手機都不說話了，連眼睛都不看對方了。

南方周末：這種時代病為什么在年輕人身上有那么明顯的體現(xiàn)？

彭凱平：因為年輕人是時代的弄潮兒，他會玩手機，會上網，他們其實就是這種變化的推動者和參與者。老人家維持自己的生活方式，年輕人容易順應時代的發(fā)展趨勢，全世界的潮流都是年輕人推動的，他們本身求新求變，又特別想適應自己生活的環(huán)境，所以他們就容易成為環(huán)境（中）的被控制者。

南方周末：國內外有很多研究討論社交網絡和媒體使用對年輕人心理狀況的負面影響。

彭凱平：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社交媒體本是個工具，它本身是有些特性的，但現(xiàn)在這個工具的特性變成了我們人的心理特性。

社交工具的特性有五個，第一個是大規(guī)模，只要是參與的人多，我們就覺得應該參與、應該去做，產生了兩個新的心理疾病，一個叫做Fear of Missing Out（錯失恐懼癥），擔心自己錯過了，你們都去淄博吃燒烤，我沒去，趕緊去；還有一個叫Fear of Left Out，擔心我是個異類，是少數派，心里很緊張，所以不斷讓自己跟上潮流。這個裹挾效應是非常強的。

第二就是感染性。社交媒體以情感為主，而不是以理性為主，使得人在現(xiàn)實中間就是在發(fā)狂、發(fā)飆，說極端的話，不講道理，不學習，不去鉆研，不去了解事實。社交媒體還有排他性，所有的信息都是你自己挑選的，和你不一樣的、不符合的，你不看不關注，造成信息繭房，我們不知道真實的世界，我們只知道自己想知道的世界。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我們被數據化，什么都以流量為主，看流量、看用戶數、看影響數目。

再一個就是廉價性。社交媒體是廉價的，現(xiàn)在很多人開始追求生活的便宜化，買東西找便宜的，建立感情找方便得到安慰的。如果商家、創(chuàng)造者沒有足夠的利潤，怎么推動繼續(xù)去做呢？比如實體店競爭不過網絡的外賣店，如果都外賣的話，商場的人類體驗怎么去實現(xiàn)呢？

社交媒體的工具特性已經潛移默化成為我們人類的心理特性，追求排他，追求廉價，追求情感導向，追求從眾，追求流量，這都是很大的問題。

南方周末：從積極心理學的角度，你對社交網絡使用的建議是什么？

彭凱平：去改變，去抑制。社交媒體還是有些好處的，可以聯(lián)絡親朋好友，溝通信息，表達情感和意愿，但它的問題也很多，需要我們去管理、適應和改變。

南方周末記者李慕琰

責編劉悠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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