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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記獨家丨人機交流發(fā)展下數字親密關系的社會爭議與研究前景

來源：泰然健康網時間：2024年12月13日 06:44

導讀

　　本文立足聊天機器人不斷擴大其社會應用的時代背景，通過梳理在線親密關系的形成及特征，以此評估以聊天機器人為代表的通用型人工智能對社會關系的再定義及其延宕的公共效應。

引言

數字時代，交流觀念早已不再圍繞身體展開，文本、機器等任何有智能跡象或能模仿智能的“存在物”均可成為供人們交流的潛在對象，這拓寬了傳播邊界，為社會交往帶來新的可能。在線上交往、數字親密關系以及人機傳播日益普遍的當下，如何通過媒介表達自身并讓他者了解自我，成為一項愈發(fā)顯要的議題?！皩γ窖哉f”不僅表現于媒介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社會關系被理解的方式，在線關系受到數字平臺的約束和指導，更強調了媒介作為社交參與者的能動性，聊天機器人是交往情境中的重要主體，能夠圍繞用戶興趣建立親密關系。

數據顯示，“擅長與人類用戶對話”的智能聊天機器人ChatGPT發(fā)布僅2個月后，月活躍用戶就已突破1億[1]。伴隨著技術進步與市場繁榮，人機溝通與人類社會交往之間的趨同性正在提升，能夠傾聽交流、在適當的時候提供寬慰贊許的機器人構成了一種“準他人”或“人造他人”，遵循社會規(guī)則，以類似人類的方式與人互動。人們不僅在與機器人等媒體技術交互的過程中應用人際規(guī)范和禮儀，而且愿意把能夠提供關懷行為的機器人看作自己的伴侶。隨著聊天機器人被賦予有效緩解個體孤獨、寄托人際情感的社會期待，其作為社會參與者產生的倫理風險也逐漸被提上議程。相較于真實社會交往，虛擬關系更為“唾手可得”，對機器人的媒介依賴可能會強化虛擬關系沉迷，加深用戶的孤獨感。本文立足聊天機器人不斷擴大其社會應用的時代背景，通過梳理在線親密關系的形成及特征，以此評估以聊天機器人為代表的通用型人工智能對社會關系的再定義及其延宕的公共效應。面對當下日常生活不可避免的數字化趨勢，探討聊天機器人作為社交對象的發(fā)展與爭議，有助于檢視智能技術面向現實生活場景的融入過程。

親密關系的媒介化與數字化

（一）媒介接觸與社會交往：一個經典的沖突視角

交往是人類的普遍需求。良好的人際溝通有助于個體獲取社會支持、減少孤獨感并增進自我肯定，而媒介向來在維持關系、強化社會凝聚力方面發(fā)揮著重要作用[2]。早期以電視為代表的媒介文化研究指出，大眾媒體可謂社會交往的替代物：人們依賴媒介陪伴用以消磨時間、逃避現實生活，以此補償無法以“自然方式”滿足的交往需求。這種在媒介觀看中建立的親密感，也推動觀眾與節(jié)目表演者建立準社會關系，投射出人們關于理想社會角色的自我想象[3]。隨著媒介系統(tǒng)不斷擴張，蓬勃發(fā)展的媒介消費文化同樣引起了質疑。批判研究者認為，陷入大眾媒介消費意味著“規(guī)避”而不是可持續(xù)的解決方案。當人們依賴電視慰藉社會融合失敗和孤獨感，對人際交流的回避和恐懼很可能被進一步強化[4]，難以成為面對面約會、社群集會等社交活動的積極參與者。

以上展現出人們在運用媒介補償人際溝通時產生的經典沖突。一方面，大眾媒介使用的個體化和娛樂化趨勢深刻影響著公共參與。在帕特南看來，過度陷入媒介消費帶來了個體彼此交往頻率的下降，公眾接觸和社會聯系的削弱并不利于建立人們相互尊重和信任的環(huán)境[5]。另一方面，大眾媒介的興起又為社會資本流動提供了新的可能，使其不再為時空條件所限制，可以超越地理與政治的邊界。尤其是數字時代，人們能夠通過互聯網進行不同程度的人際交流、信息搜索與社群互動，改變了被動的娛樂方式[6]。移動智能技術的進一步發(fā)展，則進一步帶來交流的中介化，各類社交軟件與聊天機器人的興起，建構了人們與在線媒體更為親密的關系。

（二）數字交流的生活嵌入

數字媒介影響了人們體驗社會交往的方式。因為難以在線上交流時獲取對方的眼神、面部表情、手勢、語調、姿勢和衣服配飾等信息，線上在場一度被認為是現實陪伴的簡化版本，增強了社交過程的不確定性。在線關系往往是流動的、脆弱的，物理上的遠距離和身體接觸的缺少依然是關系維系的巨大障礙。但研究者們發(fā)現，線上交往增強了我們與遠方建立聯系的能力。在線社會支持能夠通過彌合情感向的娛樂需求，為邊緣群體提供調整生活狀態(tài)與重燃信念的機會[7]。在線聯系構成了“愛的媒介條件”，是制定和重申親密關系的重要儀式，同面對面交流一樣重要[8]。頻繁的在線溝通似乎可以模擬身體上的接近，承諾持續(xù)的共存感作為社會親密的標志。

在線上陪伴成為可能的同時，機器人正成為一種具有情感陪伴屬性的媒介載體嵌入日常生活，呼應了當下對更具獲得感和可預見性親密關系的訴求。相比單純的AI工具或助手，具有社交和情感屬性的聊天機器人能使人類感受到更高的信任感、真實感和可靠性。一部分研究將人機交流視作準社會交往，認為人機關系事實上只是人類單方面感知和建構的。聊天機器人類似于電視節(jié)目中的表演者，大部分只能基于關鍵詞回復，在進行針對性的深入交流和滿足個性化的用戶互動等方面仍然存在限制。但另一部分研究發(fā)現了機器人提供社會支持和進行社會交換的潛質[9]，與獲得人際滿足一樣，與機器人的交流也能夠有效緩解抑郁焦慮、促進積極情緒以保障心理健康。

（三）人機關系：基于人際傳播的概念延伸

大量的研究已驗證，對人際傳播理論的發(fā)展正構成了理解人機關系的起點。Reeves和Nass提出的“媒體方程理論”便發(fā)現，人們像對待真人一樣對待計算機和電視[10]。在面對更具擬人屬性的機器人時更是如此，作為一種有潛力的社會關系主體，聊天機器人能夠與人類討論個人愿望和幻想、表達感想或共享私人笑話。來自聊天機器人的情感支持能夠替代人類對話伙伴，有效減輕人們的壓力與擔憂[11]。Skjuve等人指出，在建立關系的過程中，人機互動也保留了顯著的人際特點，能夠實現從淺層次的閑聊轉變?yōu)檎\實的自我披露，特殊時候，人們甚至會更快速地進入情感交流階段，分享敏感的個人話題[12]。大量人際溝通知識被直接運用于開發(fā)或解釋人機交互過程，聊天機器人被視為社會參與者，能夠承擔此前為人類保留的社會角色，具有引導人類行為和影響交互結果的能力。

數字親密關系擴張的社會爭議

當我們期冀機器人成為人際親密的智能替代、有效緩解孤獨感的同時，虛擬陪伴亦存在著突出的現實問題。聊天機器人目前尚處于用戶預期高于技術現實的狀態(tài)，它難以識別方言和復雜化的語句，交流效率不高，深度對話程度也相當有限。除卻科技發(fā)展水平暫時無法滿足用戶要求，有關人機親密關系的批判性討論指向了更深層次的社會擔憂：公眾質疑機器人輔助決策的有效性，擔憂在線環(huán)境下個人的數據自決權能否得到保障以及機器人的可信任度等問題。實際上，聚焦聊天機器人在人際溝通任務中存在的種種不適用性，常常可以轉化為討論其如何作為一種擬人化對象表現自身局限性。

（一）有限的交流與有限的理性

人機溝通往往開始于實用目的，人類期待機器人在海量信息中的快速搜索和整合能力使之成為更智能的交流對象。能否在日常對話中滿足人類的信息需求，亦構成了后續(xù)可否建立親密關系的重要因素。斯坦福大學的一項匿名調查（4497名）顯示，17%的受訪者使用過ChatGPT完成考試或作業(yè)。在線上課程中使用機器人協(xié)助則更加普遍，網絡課程供應商Study.com發(fā)現ChatGPT已出現在89%學生的家庭作業(yè)、48%學生的小測驗和22%學生的論文大綱中[13]。但越來越多的用戶發(fā)現依賴聊天機器人獲取信息的風險，比如人們在信息接收時過于依賴人工智能推薦，常常較易陷入自我引導形成的信息繭房，造成事實上的信息匱乏局面。除此之外，與機器人的交流還因夾雜大量的無效信息和廣告，加劇用戶在親密關系中的被欺騙感。和微軟聊天機器人小冰的對話文本分析顯示，它總在涉及相關話題時推廣微軟系公司或產品[14]；Replika亦會在聊天中誘導用戶付費。人工智能企業(yè)往往優(yōu)先考慮經濟收益而不是用戶的心理健康和社會福祉。換而言之，聊天機器人因受商業(yè)利益、經驗前提、算法結構等因素的影響，只能實現“有限理性”。新傳播技術不斷增強機器人助手海量信息處理和多線程工作的能力，這并不一定能夠緩解用戶在數字時代的認知過載問題。相反，規(guī)模性運算可能帶來更多非相關信息，提高虛假內容的可能性。這種有限性深刻影響了用戶在日常對話和情感交流中的體驗，損傷了人類在人機關系中的獲得感和價值感。

（二）數據運用中的隱私風險

聊天機器人不是“能夠保守秘密”的社交對象，與它的互動處于數字平臺的實時監(jiān)控下，溝通數據經常成為被轉賣的商業(yè)產品。究其原因，人機交流的隱私風險主要源于協(xié)作方式、模型精度、數據搜索與處理行為三個層面：其一，盡管許多用戶愿意讓渡一部分的隱私權以實現更好的機器代理，但機器人采集信息的方式、程度、用途的不可知等“信息黑箱”損傷了用戶對個人信息的絕對控制權，在與平臺的協(xié)作中更加弱勢；其二，雖然AI創(chuàng)造的文本、繪畫是模型迭代和數據處理的產物，但是其訓練樣本都源自人類原創(chuàng)的相關內容，很可能出現模型精度不高導致的“無意識抄襲”；其三，開發(fā)者和使用者在數據搜尋和處理方面的不當行為亦是加劇隱私泄露的重要因素。一項針對100名AI開發(fā)者的調查顯示，雖然使用公開數據集和模擬獲取等形式較為穩(wěn)定合規(guī)，但人工智能訓練所需的數據實在過于海量，他們不得不尋求于直接挖掘和爬取等無法保障數據主體知情權的渠道。將近七成的參與者表示他們曾在數據搜集中進行過隱私窺探或獵奇分享，將新奇有趣的文字、視頻或圖片進行小范圍的娛樂性傳播[15]。擔憂隱私信息外露，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與機器人進行更深入的交流與分享。

（三）從人機信任到人際信任的困難

不同于以相互披露程度為基礎的人際信任，人類對機器人的信賴往往以其技術穩(wěn)健性、平臺可靠性為導向，人們難以像信任人類一樣信任機器人。一方面，雖然更高的可控性正被視為人機交流相對于人際交往的重要優(yōu)點，人類可以自由選擇AI伴侶的外觀、性格、聲音以及對話風格，精準把握交流中的投入和回報。然而，偶發(fā)性失常是技術人工物的一種普遍現象，算法亦是如此[16]，AI行為具有比人類行為更顯著的不確定性。在進行復雜的情感判斷時，人們也更愿意相信人類而不是算法的選擇結果。另一方面，人機交往難以復原人際親密互動。機器人在溝通語境、上下文、社交規(guī)范、情商的掌握程度上暫時無法與人類相提并論。Coeckelbergh認為，聊天機器人設計師的目的不在于“賦予機器人思維”，而是創(chuàng)造一種關系的表象?；蛟S“表演藝術”而不是“新生命形式”能更好地代表機器人在社交當中的價值，因為人機關系主動避免了人性關系的復雜性。[17]

以上討論展現出聊天機器人被直接運用于人際傳播理論中的不適用性，它更像是不完全的社交參與者，暫時難以“像人一樣”思考，更何況“像人一樣社交”[18]。這也促使研究者們反思，或許不能將機器人的社會特征簡化為人類用戶的屬性或投射[19]。作為具備獨特性的社交主體，需要考慮機器人在社會網絡中扮演著什么樣的角色，以及其存在如何影響和重塑不同社會主體在情感和行為上的相互關系。

“新”在何處:人機親密關系的研究前景

雖然按照類人際互動中的社會行為規(guī)則構建，但人機關系更是參與特定社會情境的許多行為者共享和共同創(chuàng)造的現象。事實上，可以將人機親密關系理解為一種新的理論框架，它拓展了我們對于關系范圍、形式、結構等層面的理解：首先，人機關系是一種表現為“一對一”，實質為“一對多”的關系，人類看似在人機交互中定制了個性化的AI伴侶，但這是由同一模型對用戶進行標簽化、符號化的細分定義而完成的；其次，相比需要通過各種儀式確定的人際關系，人機溝通缺乏鄭重的承諾或儀式標志著關系進入下一階段，而更類似一種游戲化的、非正式的存在；再次，人機關系圍繞著用戶的需求和興趣，用戶是聊天機器人的世界，這種依賴和不平衡在人類關系中通常被認為是不健康的，但由于機器人的性質，這在人機溝通中被認為是自然的。總而言之，機器人是一種富有潛力的社交主體，我們能從對人機關系的探索中尋找親密關系何以受到經濟活動、技術環(huán)境和公共生活的影響，思考這一過程如何實現社會關系的再協(xié)商。

（一）人機交往與經濟活動

機器人的介入挑戰(zhàn)了將經濟活動和親密關系視為涇渭分明的兩個領域的已有觀念。人機關系的建構往往是通過人類用戶付費購買實現的，比如付費訂閱ChatGPT的高級服務，購買Bing、百度、Snap等搜索平臺和社交媒體平臺推出的聊天機器人功能，為Replika朋友購置一套精美的服裝等。于是，有研究將虛擬戀人視為兜售親密關系的情感商品，呈現出虛擬性、非排他性和不穩(wěn)定性[20]。但用戶在交互過程中的感受與體驗使之認為，在人機關系中的確發(fā)生了情感交流。因為聊天機器人提供了真實可靠的照料與陪伴，能隨時在線回復用戶，擁有相似的愛好和興趣，甚至可以感知人類的情緒波動，且這些過程并不依賴持續(xù)付費完成。由此，簡單地將人機交互錨定為純粹商品或純粹情感都是不可取的，需要未來的研究者為親密關系和經濟活動的互動探索新的邊界。

（二）作為社交參與者的機器人技術

聊天機器人的出現與流行是技術更深刻地嵌入社會交往的體現，不同于以往媒介技術作為背景環(huán)境施加間接影響，當下的機器人技術成為直接的社交參與者。這一方面為技術增添了“人性”，人類情感被納入技術設計。Liu提出，社交機器人需要在社交過程中展示更加擬人的反應，除了善解人意，提供愉悅和承諾之外，擁有抱怨、嫉妒等挑釁時刻也是模擬親密關系的重要組成部分[21]。將人際規(guī)范植入社交機器人，通過減弱人類對人機活動的絕對可控性和可預測性，讓用戶在人機關系中也體驗到不確定性與脆弱感。另一方面，伴隨著數字化和商品化的浪潮，人類互動亦受到機器邏輯的影響。人們期望建立具有確定性和穩(wěn)定感的關系，害怕承擔與承諾，將工具理性的邏輯納入親密關系的建立與維系上。期待機器人伴侶的用戶相信這段關系是“安全的、無風險的、總令人感到舒適的”，追求高效率、可計算性、可預測性和全面控制的親密關系[22]。人類情感和機器邏輯的交織與互動構成了人機親密關系的重要特點。

（三）協(xié)調個體的公共參與

與機器人的親密關系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人類個體獲取團結感和歸屬感的方式，重新協(xié)商了個體的公共參與。首先，聊天機器人延展了對媒介接觸與社會交往的經典討論，它提供的虛擬陪伴能夠彌補現實中親密關系的缺失，帶來溫暖和友好的感覺，但機器人被認為是更容易引起成癮、依戀和減少人際溝通的媒介渠道。當機器人被納入關系網絡，以至于成為共同體的一部分，這既有可能凸顯個體價值，促使其介入人類社會，又可能讓個體滿足于自我體驗，從而疏離于公共生活[23]。其次，當越來越多的用戶依賴聊天機器人獲取信息，人機社交中的使用鴻溝與不平等愈發(fā)顯著。因為機器人構成了“與消費、時尚和品位相連的文化資本”，是知識階層建構身份認同的原材料[24]，這警示今后研究需關注人機溝通對弱勢群體的影響；再次，為避免“發(fā)表”歧視和煽動言論，ChatGPT內置了一種“中立的全球公共價值觀”，并抵抗用戶進行意識形態(tài)引導。在面向文化多元的全世界用戶時，它不得不對用戶的個性差異視而不見[25]。聊天機器人是具備統(tǒng)一性和整合性的算法結構，但人類對其的認知往往是個體化的，這為我們理解人機交互下的公共性提供了新的思考。

結語

發(fā)展人機親密關系的目的不在于讓機器人“成為人”，而是將其視作一種補充人們生活交流方式的新型社交主體，運用機器人在高度計算、模型擬合等方面的優(yōu)勢促進更高效的互惠合作。與此同時，親密關系的建構、維系、疏遠和破壞等過程將關系雙方與其他社會活動聯系起來，嵌入整體的社會結構中。未來研究除持續(xù)關注聊天機器人在社會性層面掀起的爭議與拓展外，有待于建立一個既容納交互細節(jié)又涵蓋多種應用場景的概念框架，思考我們應當如何定義人機傳播情境下的在場和離場、聊天機器人的流行將增強文化的全球化趨勢還是促進區(qū)域化等問題。上述問題還有賴于研究者圍繞個體與聊天機器人的意義共享、任務協(xié)作和關系確認過程，進行更深入的探索。

【本文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積極老齡化視野下老年群體的短視頻使用與社會適應研究”（編號：23BXW118）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2]Couldry, N. Recovering critique in an age of datafication[J].New Media & Society,2020,22(7):1135-1151.

[3]Horton, D., Richard, W. R. Mass communication and para-social interaction[J].Psychiatry,1956,19(3):215-229.

[4]Rubin,A.M., Perse, E. M., Powell R. A. Loneliness, parasocial interaction, and local television news viewing[J].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1985,12(2):155-180.

[5]羅伯特·帕特南.獨立打保齡：美國社區(qū)的衰落與復興[M].劉波，祝乃娟，張孜異，林挺進，鄭寰，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3-18,333-340,356.

[6]林南.社會資本——關于社會結構與行動的理論[M].張磊，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227-229.

[7]李子怡.癌癥患者的新媒體使用行為與在線社會支持獲取研究[J].傳播與社會學刊，2022(3):197-229.

[8]Su,H. Constant connection as the media condition of love: where bonds become bondage[J].Media, Culture & Society,2016,38(2):232-247.

[9]Skjuve, M., Flstad, A., & Brandtzg, P. B.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Self-Disclosure in Human–Chatbot Relationships[J].Interacting with Computers,2023,35(1):24-39.

[10]Reeves, B., Nass, C. The media equation: How people treat computers, television, and new media like real people and places[M]. CA, Stanford: CSLI Publications, 1996:28-36.

[11]Meng J.,Dai Y.Emotional support from ai chatbots: should a supportive partner self-disclose or not?[J].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2021,26(4):207-222.

[12]Skjuve M., Flstad A.,Fostervold K. I.,et al.My chatbot companion-a study of human-chatbot relationships[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 - Computer Studies,2021,149(prepublish).

[13]吳曉林，邢羿飛.知識復制抑或創(chuàng)新激發(fā)？——人工智能(ChatGPT)對社科類研究生教育的挑戰(zhàn)與機遇[J].廣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3(2):66-74.

[14]陳莎，劉斌.擬人非人：人機社交傳播的特點與困境——以與微軟小冰的聊天文本為分析對象[J].青年記者，2021(5):62-64.

[15]高澤晉.潘多拉的魔盒：人工智能訓練數據的來源、使用與治理——面向100位AI開發(fā)者的扎根研究[J].新聞記者，2022(1):86-96.

[16]肖紅軍.算法責任：理論證成、全景畫像與治理范式[J].管理世界，2022(4):200-226.

[17]Mark C.You, robot: on the linguistic construction of artificial others[J].AI & Society,2011,26(1):61-69.

[18]林思平.人工智慧與人機傳播：傳播的擴充與吊詭[J].資訊社會研究，2021(41):91-130.

[19]Joanna K. M. What does it mean to empathise with a robot?[J].Minds and Machines,2021,31(3):1-16.

[20]鄭廣懷，張心怡.情系云端：數字時代虛擬戀人的親密關系及其不穩(wěn)定性[J].廣東社會科學，2023(2):217-231.

[21]Leo-Liu J.Loving a “defiant” ai companion? the gender performance and ethics of social exchange robots in simulated intimate interactions[J].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2023,141:107620.

[22]葉韋明，侯忻妤.親密關系的麥當勞化與游戲化:情感學習社群的網絡民族志研究[J].浙江學刊，2021(3):143-152.

[23]袁光鋒，黃雯.“療愈型自我”的興起：網絡社會中的治愈系文化與感覺結構[J].新聞與寫作，2023(6):65-74.

[24]強月新，胡青山.電子革命神話與身份認同下的新技術采納——基于扎根理論的ChatGPT使用者研究[J].新聞大學，2023(4):59-74.

[25]鄧建國.“延伸的心靈”和“對話的撒播”：論作為書寫的ChatGPT[J].新聞大學，2023(4):25-37.

（王昀：華中科技大學新聞與信息傳播學院副教授；李芊芊：華中科技大學新聞與信息傳播學院碩士研究生）【文章刊于《青年記者》2024年第1期】

本文引用格式參考：

王昀,李芊芊.人機交流發(fā)展下數字親密關系的社會爭議與研究前景[J].青年記者,2024(01):60-64.

編輯：小青

網址: 青記獨家丨人機交流發(fā)展下數字親密關系的社會爭議與研究前景 http://www.u1s5d6.cn/newsview48556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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