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話語”是指女性基于對話語權的覺醒，用語言來言說自我，言說自己對男人和女人的感受、對這個世界的體驗以及對歷史和現(xiàn)實、人類的過去和未來的思考。在男權文化世代延續(xù)的侵凌下，女性如何表述自身，如何突破傳統(tǒng)限制，保持女性的想象自由，把女性對生活的特殊體驗寫進歷史，是現(xiàn)當代女性作家和文藝理論家共同關注的問題。早在20世紀初，弗吉尼亞·伍爾夫就曾感嘆于文學傳統(tǒng)中女性視角的缺失，認為婦女應該摒棄依靠他人代言的幻想，自己動手書寫自己的形象。她還進一步提出了對婦女寫作的初步設想——“把當代流行的句式加以變化和改編，直到她寫出一種能夠以自然的形式容納她的思想而不至于壓碎或歪曲它的句子”。（伍爾夫：404）伍爾夫的觀念具有的先驅意義在于，她第一次將女性視角的缺失與語言聯(lián)系起來，暗示我們所知道的語言妨礙了女性表達，指出要容納女性的思想，須先從語言層面進行變革。到了20世紀70年代，歐美女性主義批評家進一步揭露以往文學史缺乏女性觀點，沒有真實表現(xiàn)婦女的生命狀態(tài)，同時積極探索婦女寫作抵抗現(xiàn)實遮蔽的可能性和策略。法國女性主義在理論建設上一馬當先，把“女性”作為一種話語類型加以建構，用以抵抗傳統(tǒng)話語的男女等級制和二元對立思想。本文嘗試分析法國女性主義作家西蘇和威蒂格分別在其著述中表達的“女性書寫”和“女同性戀書寫”的思想，探討兩種女性話語重建模式所蘊含的顛覆力量，并且通過對比揭示其局限性。 一 說起法國的女性主義批評理論家，人們的目光一般集中在三個人身上：克里斯蒂瓦(Julia Kristeva)、伊麗格瑞(Luce Irigaray)和西蘇(Hélène Cixous)。她們三人之所以能代表法國女性主義，與她們利用后結構主義的武器挑戰(zhàn)男權文化傳統(tǒng)，推動女性主義理論建設的突出成就密不可分。（李銀河：59，63，71）女性話語是女性意識的反映，對于重建女性話語而言，拉康有關語言的精神分析和德里達對西方形而上學傳統(tǒng)的批判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三位法國女性主義理論家根據(jù)拉康關于象征界(the Symbolic)的中心能指是陽具的表述，指出我們使用的語言在結構上是菲勒斯中心主義的（phallocentric，即陽具崇拜的）。而德里達對優(yōu)待言說而貶抑書寫的邏各斯中心主義(logocentrism)的批判，最終促成了第三個術語的出現(xiàn)，即菲勒斯—邏各斯中心主義(phallogocentrism)，意思是西方的文化傳統(tǒng)既具有男權中心的特點，又以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為根基。這種菲勒斯·邏各斯中心主義的文化制造出各種對立的概念：男／女、陰／陽、秩序／混亂、主動／被動、在場／缺場、言說／書寫、光明／黑暗、理智／情感等等，從語言和文化上建構起對陽性和男權的崇尚。 按照拉康的精神分析范式，兒童必須與母親的身體（現(xiàn)實界）分離，方可進入語言王國（象征界）。順著這個邏輯，法國女性主義理論家指出，母親的身體，廣而推之女性的身體，進而包括女人的性，都是現(xiàn)有語言無法表現(xiàn)的，或者說在菲勒斯—邏各斯中心主義的象征界無法被言說和書寫。結果對于婦女來說，只有兩種選擇：要么按照男人想象和表現(xiàn)婦女的方式表達自己（即她們可以開口，但要像男人那樣說話），要么就選擇“沉默”，成為看不著、聽不見的性別。 當女性的自我表達在語言的桎梏中似乎山窮水盡之時，從語言內部尋找突破，建構一種“女性的”寫作，其顛覆意義是不言而喻的。早期的婦女文學評論家已經(jīng)注意到，婦女的文學創(chuàng)作在主題、體裁、形象和風格上，都存在一些有別于男性作家的特征?？死锼沟偻甙l(fā)現(xiàn)女性的語言具有節(jié)奏感強和多種表意手段一體化的特點（“rhythmic and unifying”），她對語言結構中的符號要素(the semiotics)的論述，為后來構想女性語言、顛覆象征界的男性權威開啟了一扇門。繼克里斯蒂瓦之后，西蘇發(fā)出了建構女性語言的理論強音，在《美杜莎的笑聲》中，她首次使用了“女性書寫”概念。 二 “女性書寫”是西蘇解構了菲勒斯—邏各斯中心主義后，為建立女性身體與語言的新聯(lián)系而提出的策略。由于拉康關于象征界的表述將男性置于靠近菲勒斯中心能指的主體地位，女人處在象征界的邊緣，后結構主義的女性主義理論家于是認為，女人更接近想象界(the Imaginary)，距離固化和穩(wěn)定的意義更遠，與形象和幻想的距離更近；她們的語言較之于男性的語言，也是流動、無中心和開放式的。西蘇說女人是流動的，在象征界的位置不及男人固定時，她是在兩個層面談論女人，既指字面意義上作為個體存在的女人，又指作為隱喻能指的“女人”。她呼吁“女人必須寫自己”，“女人必須寫女人”，不但意味著女人必須講述自己的故事，寫出自己的生活體驗，而且還意味著作為能指的“女人”必須用新的方式與另一個能指“我”建立聯(lián)系，在象征界之內書寫女性的自我和主體。 這種新的方式，對于西蘇而言，就是“寫身體”(writing the body)，她在堪稱“女性書寫”宣言的《美杜莎》一文中敦促女性作家：“寫你自己，必須讓人聽見你的身體！”(Cixous: 245-64)這里，西蘇在女性書寫與女人的性之間，假設了一種必然的聯(lián)系。在多個文本中，她似乎都在強化這樣一種印象，即，通過一種全新的書寫，女性身體的特質和女性欲望分散和多形態(tài)的性質將改變舊的生活秩序。 要理解西蘇的觀點，有必要簡略回顧一下弗洛伊德對女人的性征說了什么。按照弗洛伊德的論述，女童必須經(jīng)過從陰蒂到陰道的快感、從女性身體到男性身體的性吸引、從主動到被動的性體驗等諸多轉變，才能順利過渡到“正?！钡某赡昶?。而在拉康對弗洛伊德的改寫中，進入“成年期”就是成為一個語言主體(a linguistic subject)。在西蘇看來，這一切只構成一種性，即被動的、陰道插入的、異性戀的、以生殖為目的的性，然而這種性其實不是女人自身的體驗，而是出自男人的性，是男人想象中的女人的性，因此菲勒斯-邏各斯中心主義的體系中不存在真正的女人的性；以建立女性視角、實現(xiàn)自我表達為主旨的女性書寫因而必須（重新）主張以女性為中心的性，女人開始寫作之前，要弄明白自己的快感究竟在何處。吉爾伯特(Sandra Gilbert)曾經(jīng)用一個隱喻等式，將象征寫作特權的筆等同于象征界的中心能指陽具。對于女性語言及寫作與女人的性之間的聯(lián)系，西蘇和伊麗格瑞的看法與吉爾伯特的比喻似乎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她們認為，就像女人的快感是分散的、多形態(tài)的，指向不同的方向，她的語言也是散射的、流淌的，不純粹依賴穩(wěn)定固化的意義體系①——這個體系中起穩(wěn)定固化作用的，恰恰是中心能指、單一快感的所在：陽具。 西蘇本人的文章其實就是她提倡的新型書寫的樣板。她的文風以“無意識流”為特點，通篇流動著冗長的語句，關于子宮和乳汁的隱喻，以及俯拾皆是的涉及幾種語言和語氣的雙關語。對于西蘇而言，這種書寫既是對女性身體的贊美，又是該身體欲望和沖動的產(chǎn)物。 由于女性書寫基于女性特質，與女性身體相關，是新的語言主體地位建構的結果，西蘇認為只有女人才能進行女性書寫。這一概念具有強大的解構潛力，它是一種斷裂(rupture)，一個變化的場所，它對一個體系的總體性予以拆解，讓人看清這個體系的結構，不再把它奉為“真理”或必然的秩序。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女性書寫是一種進行內部解構的語言，它將抹去言語與文本、秩序與混亂、意義與無意義之間的界線，讓使用它的人更貼近現(xiàn)實界(the Real)，回歸母親的身體，回歸與母親非分離的狀態(tài)；這應該就是西蘇用“白色墨水”的隱喻，即用乳汁寫作所要表達的意思。 雖然“女性書寫”的概念蘊含著強大的解構力量，但是它表現(xiàn)出的明顯的本質主義傾向受到很多其他后現(xiàn)代女性主義者的批評。(Jones: 247-63)反本質主義的意見主要從社會建構論出發(fā)，抨擊將女人的性當作女性固有的“自然”特征，以區(qū)別于與之相對立的男人的性。最近的女性主義理論和實踐大都強調，性認同絕不是在孤立或單純的生理條件下形成的。建構論的觀點認為，兒童的性別身份認同，取決于他／她在家庭生活環(huán)境中遇到的男人、女人和相應而樹立的如何做男孩或女孩的觀念。女童和她長大后變成女人的性征，終歸不是來自孩提時她身體孤立的性感受力，其性感受力要受到她在性別化的世界中成長的一系列經(jīng)歷的詮釋，這個過程正是孩童把得自后天的各種意義賦予其身體的過程。因此，從精神分析學中拿來身體沖動和力比多等概念，卻閉口不談兒童自我認知體系后天發(fā)生的事情，勢必脫離男權中心社會維護其權力的根本靶心：性別化的家庭——是它首先在兒童的意識上烙下了性別化存在的印記。而建立在性差異基礎上的“女性書寫”概念，一方面批判邏各斯中心主義文化邏輯的男權思想，另一方面卻顛倒對立兩端原先被賦予的價值，使自身也陷入了男權文化邏輯，結果十分不利于深入了解婦女地位的歷史成因，忽視了婦女推動深刻社會變革的重大作用。還有一種批評意見，認為任何強調女性特質的概念都抹殺了不同年齡、國別、種族和階級背景的婦女之間的生活差異，因而也掩蓋了婦女遭受壓迫的實質和復雜性。 “女性書寫”理論有助于批判男權文化傳統(tǒng)和語言結構，但是身體能成為新型話語的源泉嗎？精神分析理論和社會生活經(jīng)驗似乎都暗示，從身體到語言的飛躍，對女人來說可能是非常困難的。另外，一個女人對快感的體驗，是與自己身體之間的私密聯(lián)系，而寫作常常是為他人的。如果我們考慮一下誰寫作、為誰寫作、誰把女性的文本送到讀者手中、一個女性讀者想讀到另一個女性的哪種經(jīng)歷，那么女性書寫也許不僅僅是一個女作家身體沖動和欲望流動的問題了。 三 婦女所受的壓迫，從本質上講，不是基于男女的生理差異，而是屬于社會范疇，故而是一種可以改變的狀況。正是在這一點上，威蒂格(Monique Wittig)表現(xiàn)出與西蘇的思想分歧。威蒂格是活躍于與西蘇同一時期的法國女性主義作家，但是女性語言和書寫在西方文論界的盛名曾一時遮蔽了她的思想光芒，20世紀80和90年代以來，隨著女同性戀研究和酷兒研究的異軍突起，威蒂格重新走入人們的視線，受到越來越多的重視。 威蒂格同樣關注如何通過拆解語言達到拆解男權制度的目的，也認為必須書寫女性經(jīng)驗，將女性經(jīng)驗納入主體意識，進而進入象征界的話語。然而不同的是，威蒂格的最終目的是消除“女人”這個概念。換言之，如果西蘇拆解男權制度的策略是探索基于男女差異并彰顯女性特質的某種獨特的女性語言，那么威蒂格的矛頭則直接指向壓迫婦女的歷史和物質基礎。她堅持認為生理差別在歷史決定的男權文化話語之外沒有意義：“……兩類個體之間任何根本的差異（包括性差異），任何構成對立概念的差異，都是屬于政治、經(jīng)濟、意識形態(tài)范疇的差異?！?Wittig: 115)當女性主體與語言的關系表現(xiàn)為書寫時，書寫必須正視男權文化的種種架構，包括將人類分別定義成“男人”和“女人”兩大社會階層的架構。因此對威蒂格來說，寫作是政治行動，旨在為不是以性差異為基礎的新型文化創(chuàng)建表達方式。她以一系列寫作實踐來表達有關話語重建的思想，西方女性主義批評界一般冠之以“女同性戀書寫”(lesbian writing)。 在威蒂格的女性書寫理論里，lesbian一詞是政治和社會階級的指稱，而不是性別身份或性偏好。女同性戀人群是指那些拒斥菲勒斯-邏各斯中心主義的對立和等級關系的人，她們尤其反對“男人”與“女人”之間的二元對立和不平等。當威蒂格用“女同性戀”取代“女人”時，同樣被拋棄的還有“母親”概念，因為這個概念代表了長久以來被男性權力機器宰制和剝削的女性生殖力。盡管威蒂格的lesbian不具有性別和性偏好的內涵，但她作品中的主人公都是女性，這也許可以看作是一種詩意的公正，因為迄今為止，作為話語主體的“人”在西方思想史上總是寫成man（男人），所以威蒂格要用女性作為具有激進意義的未來話語的主體。 20世紀60和70年代，威蒂格發(fā)表了四部代表其“女同性戀書寫”的文學作品：《愈傷草》(L'Opoponax，1964)、《女戰(zhàn)士》(Les Guérillères，1969)、《女同性戀身體》(Le corps lesbian，1973)和與澤格(Sande Zeig)合著的《女同性戀詞典的素材》(Brouillon pour un dictionnaire des amantes，1976)。在這些徹底拋棄女人刻板形象的虛構語境中，男人或是邊緣存在，或是女人發(fā)動全面戰(zhàn)爭的對象，或是全然不在場。威蒂格的全女性世界使性別差異和性別范疇成為不相干的問題，從而臨時構建起一種語境，讓婦女成長為話語言說／命名的主體。 威蒂格的話語重建實踐首先體現(xiàn)在她對傳統(tǒng)文學體裁的反叛。通觀四部作品，不難看出她不滿足于退守女性作家常見的創(chuàng)作體裁——很多“女性書寫”文本依托的小說、回憶錄、自傳等；相反，威蒂格寧愿挪用那些傳統(tǒng)上為男性作家偏愛的文學體裁，顛倒其塑造和反映男性語言及現(xiàn)實的力量，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因此，她的每一部作品都是對一類主要文學體裁的改寫和重新界定。《愈傷草》開啟了女童挑戰(zhàn)并超越性別社會化的潛能，成為新型的女性“成長小說”；《女戰(zhàn)士》嘲諷傳統(tǒng)史詩謳歌男人組成大軍為上帝、君王、國家征戰(zhàn)，而把女人留在家中遠離戰(zhàn)場的定式；而在這部作品中，恰恰是婦女組成軍隊去殲滅激發(fā)史詩體裁的父權制?！杜詰偕眢w》對《圣經(jīng)》的雅歌和西方神話進行了改寫和矯正；而《女同性戀詞典的素材》則嘗試創(chuàng)造一部詞典，重新定義我們使用的詞語。在威蒂格的筆下，成長小說、英雄史詩、圣經(jīng)、詞典這些男權話語的強大工具都被顛覆，從而利于另一種話語的誕生。 為了進一步拆解傳統(tǒng)男性話語的性別限制，威蒂格大膽嘗試代詞和名詞的新用法。例如《愈傷草》大量使用中性人稱代詞on（有些類似于英語中的one，即泛指的“人”、“某人”，有時可以作“你”解）。在小說的特定語境下，on有時指代的是主人公——全名叫凱瑟琳，勒格朗的小女孩，用法相當于“我”；有時它指代全體小孩，用法相當于“他們”；有時指代凱瑟琳·勒格朗和瓦拉莉·博熱的二人組合，相當于“我們”。On消除了其他人稱代詞具有的嚴格的性、數(shù)意義，創(chuàng)造出一個準烏托邦的自由地帶，讓這些小姑娘能夠在性別差異的社會化限制之外成長。貫穿《女戰(zhàn)士》全文的是陰性復數(shù)代詞elles（“她們”），指代書中的女性主人公集體，以此強調女人這一概念指涉的是一個歷史上的社會階級，而不是某種一成不變的本質。而“女人”一詞在整個法語文本中幾乎完全消失，從而達到削弱這個名詞的傳統(tǒng)用法和與之共生的角色和行為預設。在拼寫法語“女戰(zhàn)士”一詞時，威蒂格故意違抗傳統(tǒng)拼寫法guérrières，杜撰新詞guérillères，生成新的概念。她改寫原詞，在其中加入雙寫的ll，強調雙寫字母在elles中的出現(xiàn)，點出這些女戰(zhàn)士們不同一般，有著反體制的無政府主義的戰(zhàn)斗策略。在《女同性戀身體》中，對“你”(tu)講話的“我”(je)被寫成了j/e，所有第一人稱單數(shù)物主形容詞中間都插入一道斜線：m/on，m/a，m/es，凸現(xiàn)欲成為話語主體的女性自我內在的（精神）分裂性。最后，在《女同性戀詞典的素材》中，關于“女人”的這些見解匯集起來，形成對“女人”和“母親”等詞語／概念的重新定義。在威蒂格和她的合著者澤格想象的時空中，舊語言的遺跡已隨父權時代的終結而被拋諸腦后，女性同胞都變成了女勇士(amazones)和女戀人(amantes)。 1978年，威蒂格在紐約現(xiàn)代語言協(xié)會年會上宣讀論文《異性戀頭腦》，②指出異性戀思想對性范疇和性別差異的決定性影響。她認為“女人”是男權思想制度創(chuàng)造的超級神話，時至今日一直在社會科學（尤其是精神分析學）和反對同性戀的惡毒話語中延續(xù)著。這些話語的基礎就是所謂的“異性戀”頭腦和這樣一些關鍵詞／概念：“女人”、“男人”、“差異”以及“歷史”、“文化”、“真實”等等。這些詞語／概念力圖創(chuàng)建一般法則，使之在一切社會和所有時期普遍適用。“異性戀”頭腦無法想象在任何方面存在著非絕對異性戀的社會或文化，因此把異性戀當作強制性的要求：你必然是異性戀，否則你不能存在。于是，威蒂格提出了一個解決語言和語言權力問題的臨時辦法，既然語言是創(chuàng)造并延續(xù)“女人”神話的東西，就有必要對語言、對“女人”、“男人”等概念進行政治改造。 在威蒂格創(chuàng)建的全女性語境和文本中，女性已經(jīng)打破了男權社會和文化禁止她們相愛和自愛的戒律?！队鷤荨分袆P瑟琳·勒格朗和小伙伴瓦拉莉·博熱在教會學校極力抵制性別社會化，她們通過讀詩滋養(yǎng)彼此的愛慕?！杜畱?zhàn)士》里受壓迫的婦女有了階級覺悟，并且針對男女之間實實在在的社會差異發(fā)動了一場真正的戰(zhàn)爭。這場戰(zhàn)爭的對象也包括維持男女差異的那些話語，例如，小說雖沒提及但卻無處不在的弗洛伊德、拉康和列維—斯特勞斯的文本所構建的話語。對“女性書寫”不可或缺的女性身體崇拜在這里遭到拒斥，在威蒂格看來，身體從來不是寫作行為的隱喻，“女同性戀書寫”的主要任務之一就是消除男權文化強加于女性身體的沉重的隱喻和意象之累，恢復女性身體的完整。因此，威蒂格的文本把身體的每一部分及其產(chǎn)物都表現(xiàn)為同樣的賞心悅目，這種迥異于以前文學作品的新話語直接挑戰(zhàn)讀者習以為常的男性話語對女性身體的割裂，反對男性話語將它劃分成性感撩人的部分和令人不快的部分。威蒂格拒斥關于身體的所有象征和比喻，藉此顛覆把女人作為性欲對象而禁錮于他者地位的語言。 四 “寫身體”是法國女性主義發(fā)出的最急迫和最有爭議的號召。它在歐美引發(fā)的論爭決定了建構女性主義未來設想的兩種見解，這兩種見解分別從不同的角度闡述了身體與語言的關系，使我們得以了解法國女性主義顛覆現(xiàn)存秩序、改變未來潛力和它們承襲過去所不可避免的問題和局限。 西蘇與威蒂格的書寫思想體現(xiàn)了兩種見解在文化層面上書寫女性經(jīng)驗的個人需求和抵制“女性本質”的政治需要之間的張力。她們的出發(fā)點不乏相同之處：兩人都將批判的鋒芒指向主流文化和意識形態(tài)對婦女的壓迫，主張追求更合理的社會秩序；兩人也同時將這種對新秩序的追求寄寓于深刻的語言和書寫變革，而變革的語言和書寫又始于對身體的反思。然而，正是在表述身體、語言與未來的關系時，兩位女性主義作家表現(xiàn)出重大分歧。 西蘇的“女性寫作”以性差異驅動語言變革，把對語言的關注落在精神分析學提供的俄狄浦斯話語之內。西蘇贊美的未來可以藉女性書寫最終表達女性特有的無意識欲望，通過有別于傳統(tǒng)（男性）邏輯、語言和文化形式的另一種選擇達到社會變革的目的。然而在威蒂格看來，未來的前景恰恰在于徹底推翻西蘇探索和頌揚的那些基本差異。西蘇把女性書寫與某種女性特有的生理／心理沖動聯(lián)系起來，通過普遍的生物性假定來界定女性主體性，其中的本質主義傾向昭然若揭。當書寫的欲望被等同于女性力比多，尤其是母性沖動時，我們仿佛聽到弗洛伊德關于缺失的話語在回響：由于陽具缺失，小女孩希望生下父親的孩子，并最終靠接受以陽具為中心能指的語言系統(tǒng)來為其存在賦予意義。這樣的回響當然會讓“女性書寫”的顛覆性大打折扣。 威蒂格的女戰(zhàn)士既前瞻新世界，又追思“壓迫前時代”。她設想“墮落前的”狀態(tài)意味著這個狀態(tài)并不是真正的歷史時刻，而是把壓迫視為“非自然的”社會建構的概念。應該指出，設想現(xiàn)存腐朽制度之前必然存在著原初的（盡管也是虛構的）平等公正的時刻，這無疑繼承了黑格爾關于“失去的天真”的哲學玄想。雖然威蒂格極力抵制本質主義的生理決定論，但是她也難免要從父權傳統(tǒng)中借用同樣理想主義的和同樣可疑的一些思路。盡管如此，威蒂格對未來的設想也有積極的馬克思主義的因素，因為她強調把性差異問題納入階級斗爭范疇，視之為政治上社會集團之間的壓迫問題。對威蒂格而言，反對壓迫的惟一出路是徹底重組得到承認的標準語言、文學形式和關于身體“本質”的觀念。如果說威蒂格秉承黑格爾精神的地方表現(xiàn)出某種不切實際的烏托邦幻想，那么她將壓迫視為非自然的建構物，則體現(xiàn)了積極的行動姿態(tài)，為運動、變化和進步的可能性開啟了門戶，不管最終的進步距離我們多么遙遠。

文/張玫玫

注釋： ①參見Luce Irigagray, "Ce Sexe qui n'en est pas un"和Hélène Cixous, "Le Rire de la Méduse", both translated in New French Feminisms, pp. 103-05, 259-60. ②這篇文章已經(jīng)以《正常的心靈》為標題由李銀河全文翻譯成中文，收入她的譯文集《酷兒理論》（文化藝術出版社，2003）。筆者把標題The Straight Mind譯作《異性戀頭腦》，以利此處說明問題。

【參考文獻】 [1]　Cixous, Hélène. "Le Rire de la Méduse." New French Feminisms: An Anthology. Ed. Elaine Marks and Isabelle de Courtivron.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80. [2]　Jones, Ann Rosalind. "Writing the Body: Toward an Understanding of 'L' Ecriture Feminine'." Feminist Studies, Vol. 7, No. 2(Summer, 1981), pp.247-63。 [3]　Wenzel, Hélène Vivienne. "The Text As Body/Politics." Feminist Studies Vol. 7, No. 2(Summer, 1981), pp.284-85. [4]　Wittig, Monique. "Paradigm." Homosexualities and French Literature. Ed. George Stambolian and Elaine Marks. Ithaca, N. S.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9. [5]　弗吉尼亞·伍爾夫：《婦女和小說》，載《伍爾夫作品精粹》。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1。 [6]　李銀河：《女性主義》。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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