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張之琪

1991年伍迪·艾倫主演的話癆電影《商場即事》（Scenes from a Mall）講述了一對各自心懷鬼胎的中年夫婦瑣碎婚姻生活中的平凡一天，這整整一天，他們都是在一個購物中心里度過的，仿佛這個無窮無盡的購物中心才是影片的主角。的確，沒有什么是”買買買“不能解決的，購物中心擁有你一生中所有需求和難題的答案：

“你可以在這里買禮物，無論是書、沖浪板還是銀相框；可以吃飯，無論是日料、漢堡還是墨西哥風味，如果你突感不適，還可以買到止痛片或者阿司匹林。你可以去看場電影或者去酒吧喝一杯，在酒吧幽暗的燈光下與戀人相擁跳舞，甚至在影院黑暗的角落里做愛。如果你厭倦了自己或者伴侶，可以去買一身新衣服，然后在一部電梯上和自己的伴侶吵架，在另一部電梯上發(fā)現(xiàn)新的艷遇?！保▌≈信_詞）

如果說購物中心是上個世紀消費景觀的地標，那么隨著電子商務(wù)的繁榮，亞馬遜和淘寶則成了本世紀“剁手族”的天堂，相比于實體的購物中心，人們在網(wǎng)絡(luò)上能夠獲得更加匿名、更加高效、更加無縫（seamless）的購物體驗，購買行為被簡化為指尖的輕輕一擊，我們看不到錢從賬戶上劃走，東西卻會如期出現(xiàn)在家門口。2019年“雙十一”1分356秒內(nèi)天貓成交總額突破一百億，或許也只是我們社會不可估量的消費欲望和消費能力露出海面的冰山一角。

1913年福特汽車公司在密歇根的流水線上隆隆駛下第一輛汽車的一刻，標志著以大規(guī)模的商品消費為特征的消費社會的伊始。此后一個多世紀以來，消費不僅改變了人們的日常生活、衣食住行，而且改變了人們的社會關(guān)系和存在方式，改變了人們看待這個世界和自身的根本態(tài)度。在這一個世紀間，不少學者試圖從不同學科、不同角度揭示消費帶來的深刻變革，自由主義者認為消費捍衛(wèi)了個體實現(xiàn)需求和欲望的權(quán)利，批判理論家則視消費為新的控制和支配形式，人類學家認為消費是現(xiàn)代社會確立秩序和意義的儀式，而社會史家則通過消費窺視一個時代的生活變遷。

在雙十一這一天，界面文化挑選了八本關(guān)于消費的經(jīng)典著作，與你共勉。

《消費社會》

[法] 讓·鮑德里亞 著  劉成富 譯
南京大學出版社 2014

1970年出版的《消費社會》，是法國后現(xiàn)代主義哲學家鮑德里亞青年時期的代表作?！跋M社會”并非鮑德里亞的原創(chuàng)，列斐伏爾的空間生產(chǎn)理論和居伊·德波的《景觀社會》均有涉及當代生活中俯拾皆是的炫耀型消費景觀，然而鮑德里亞第一次系統(tǒng)地論述了鋪天蓋地的商品構(gòu)成的符號網(wǎng)絡(luò)和意義鏈條是如何不動聲色地控制和支配著我們的欲望。

鮑德里亞在《消費社會》的開頭就指出，不斷豐富的商品、服務(wù)和物質(zhì)財富徹底改變了人類的生存境況，富人不再像過去那樣受到人的包圍，而是受到物的包圍，“我們生活在物的時代：我們根據(jù)它們不斷迭代的節(jié)奏而生活著，在以往所有的文明中，能夠在一代代人之后存在下來的是物，是經(jīng)久不衰的工具或建筑物，而今天，看到物的產(chǎn)生、完善和消亡的卻是我們自己?！?/p>

不僅如此，這些不可量數(shù)的物還是以全套的形式出現(xiàn)的，幾乎所有的服裝、電器，都指向一系列與之相互對應(yīng)、相互補充的商品，每一件商品都是具有清晰指示性的，它可以誘導消費者的購物沖動，使之從一件商品走向另一件商品。這就解釋了為什么當我們擁有了一條項鏈，就會想要一條與之相配的裙子，然后就是一個寬敞的衣帽間，一棟豪宅，一座海島，全世界……我們似乎在被一條看不見的鎖鏈困住并強迫消費，而這種強制性卻恰恰表現(xiàn)為一種被幻象引誘的自愿。

《工作、消費、新窮人》

[英]齊格蒙特·鮑曼 著  仇子明 譯
三輝·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  2010

鮑德里亞在《消費社會》中已經(jīng)提出，在今天的西方資本主義社會里，傳統(tǒng)的生產(chǎn)主人公傳奇已經(jīng)讓位給消費主人公；有意義的生活，已不可能在工廠車間的流水線上實現(xiàn)，而只能在超級市場琳瑯滿目的商品中實現(xiàn)。那么沒有消費能力的窮人怎么辦呢？

剛剛?cè)ナ赖牟ㄌm社會學家齊格蒙特·鮑曼在《工作、消費、新窮人》一書中回答了這一問題。在鮑曼看來，每個社會都在依據(jù)不同的范式建構(gòu)窮人的形象，“給出存在窮人的不同解釋，發(fā)現(xiàn)窮人新的用處，并采用不同的方式解決貧困問題”。而消費社會中出現(xiàn)的“新窮人”，就等于“不合格的消費者”，他們被迫生活在為富人設(shè)計的消費空間內(nèi)，卻被排除在頻繁的購買活動之外，因為缺乏“購買力”，他們比任何過往時代的窮人都更無望，第一次淪為一無所有、一無所用的廢料。

而作為消費社會的合格公民、中流砥柱的“月光族”，瘋狂地花著明天的錢的“負債化主體”，卻隨時面臨淪為“新窮人”的危險。換言之，消費社會不僅是一個拋棄了窮人的社會，也是一個在大量生產(chǎn)著窮人的社會，無節(jié)制的消費正在將中等收入群體拖入貧困的泥沼。看看北上廣等一線城市里，月薪不菲卻舉債度日的中產(chǎn)，和二三線城市里為了一支唇膏“裸貸”的年輕女孩，就知道鮑曼所言不虛，居高不下的房價、競相攀比的名牌，將他們變成了光鮮外表下的“新窮人”。

《時尚的哲學》

[德] 齊奧爾格·西美爾 著 費勇 譯
花城出版社 2017

在這本碎片化的文集中，德國哲學家、社會學家齊美爾討論社交、飲食、宗教等廣泛的話題，而其中的一章則著重分析了時尚的邏輯。在齊美爾看來，時尚存在于人類對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兩難追求之中，每個人都有個性化的沖動，同時也有融入整體的愿望，時尚不僅反映了，而且調(diào)節(jié)了這種對立。

一方面，時尚是對既定范式的模仿，它滿足了社會規(guī)訓的需要，提供了一種把個人行為變成集體樣板的普遍性規(guī)則；另一方面，時尚又滿足了個體對差異性的要求，因為時尚本身就具有階級屬性，社會較高階層通過時尚將自己與較低階層區(qū)分開來，而當較低階層開始模仿他們時，他們便會立即拋棄舊的時尚，重新塑造新的時尚——這也是為什么時尚如此依賴快速的更新迭代。

因此，齊美爾將時尚視作一種積極的社會機制，它同時具有分界功能和模仿功能，滿足著分化與同化的雙重目標，既使社會各階層能夠和諧共處，又維護了他們之間的界限和分野。因此，在社會激烈動蕩的時代，時尚的更新速度往往也更快，因為在這樣的時代，人們將自己與其他人區(qū)別開來的欲望總是格外強烈；反之，在社會相對穩(wěn)定的時期，潮流也趨于穩(wěn)定。

《區(qū)分》

[法] 皮埃爾·布爾迪厄 著  劉暉 譯
商務(wù)印書館  2015

布爾迪厄近千頁的巨作《區(qū)分》曾被國際社會學協(xié)會評為20世紀最重要的十部社會著作之一，它的副標題叫做“判斷力的社會批判”，是針對康德的《判斷力批判》而作，在布爾迪厄看來，人的審美趣味并非如康德所言，源于先驗的綜合判斷，相反，它是后天的、習得的，是社會區(qū)隔的標志。無論是欣賞音樂、閱讀經(jīng)典這類高雅趣味，還是日常生活中的飲食偏好、穿衣打扮，都透露著符號空間內(nèi)的趣味等級和現(xiàn)實空間內(nèi)的社會等級之間牢固的對應(yīng)關(guān)系。

然而，布爾迪爾對這種對應(yīng)關(guān)系的描述，卻沒有落入庸俗馬克思主義“經(jīng)濟決定論”的窠臼，他提出了兩個影響深遠的概念，“慣習”（habitus）和“文化資本”（cultural capital），并借助這兩個概念闡述了審美趣味和社會等級之間復雜雙向的互動關(guān)系：一方面，個體的審美趣味是外在的社會結(jié)構(gòu)內(nèi)化和銘寫的結(jié)果；另一方面，代表不同階級的審美趣味也是在微觀層面互相區(qū)別、互相對立的文化實踐中塑造出來的。

布爾迪厄?qū)οM文化研究的另一個貢獻在于，他明確地打破了審美消費和日常消費之間的界限，取消了康德以來“感官審美”（taste of sense）和“反思審美”（taste of refection）之間的分野。在布爾迪厄看來，二者在本質(zhì)上是相通的，同樣受到消費主體所處的社會地位的制約，同樣有其物質(zhì)和身體基礎(chǔ)，也同樣是在主體積極的社會實踐中建立起來的。

《物品的世界：消費人類學》

Douglas, Mary; Isherwood, Baron
Douglas Profess  1996

由著名英國人類學家、《清潔與危險》的作者瑪麗·道格拉斯與計量經(jīng)濟學家拜倫·伊舍伍德于1978年合著的《物品的世界》，可以算是經(jīng)濟人類學的開先河之作。道格拉斯從人類學的角度對消費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補充，她指出，我們要丟棄消費的功利作用，要忘記“東西好吃、穿起來漂亮、住起來舒服”，只有充分剔除了物品的使用價值，我們才能認識到，消費的實質(zhì)功能在于它可以產(chǎn)生意義。

道格拉斯認為，無論是原始社會還是現(xiàn)代社會，人們面臨的首當其沖的問題就是限定和明確意義，從而建立社會共識。涂爾干早就指出，拜物教在原始部落中起到了維系和鞏固社會關(guān)系的作用；道格拉斯在這里則進一步指出，在現(xiàn)代社會中，人們更是通過對物的比較、分類、使用，來建立秩序和組織社會關(guān)系的。從這一角度講，道格拉斯賦予了消費一種近乎儀式的意義，尤其是使用有形物品的儀式，是所有儀式中最具效力的，而且“物品包裝越奢華，想通過消費把意義固定下來的意圖就越強烈”。因為物的秩序直接反映著人類社會的秩序，例如食物就常常被當做識別等級的媒介，社會等級越復雜，需要的食物種類也就越多。

從這一角度講，消費行為實際上比消費對象更為重要，因為物品只是儀式的道具，而消費行為才是儀式本身。

《物的社會生活》

Arjun Appadurai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人類學家阿帕杜萊主編的這本文集匯集了來自社會史、人類學、經(jīng)濟學等不同學科的研究，探討了物品在不同的社會文化語境下流通、消費、使用的歷程，并試圖回答，物品的價值是如何在這一過程中產(chǎn)生、變化和消亡的。在阿帕杜萊開來，“商品”并非一種本質(zhì)屬性，而只是物品漫長生命中的一個階段。當一個物品可以和越來越多的其他物品進行交換的時候，它就成為了一件商品，但任何這種“商品化”都是有期限的。

文集中最著名的一篇莫過于伊戈爾·科普托夫（Igor Kopytoff）的《物的文化傳記：商品化過程》（the cultural biography of things: commoditization as process）。科普托夫用一種傳記的寫作手法，回溯了物品“一生”的用途和價值變遷：扎伊爾（現(xiàn)在的剛果民主共和國）的蘇庫族中，棚屋的壽命預(yù)期大約是十年，一間典型棚屋的一生是這樣的，最初它是多妻制家庭中一位妻子與她的孩子的臥室，隨著年齡的增長，棚屋逐漸變成會客室、寡婦的房間或者長子的房間，后來又變成廚房、羊圈或雞舍——直到最后被白蟻侵蝕，被風霜摧毀。根據(jù)不同時期的物理狀態(tài)，棚屋的用途和價值也不同。

科普托夫還觀察到，幾乎每個社會都會公開地把一些物品排除在商品化的過程之外，如公共土地、古跡、國家藝術(shù)收藏、政治權(quán)力象征物、禮器等等。這種對商品化的抵制是通過將物品神圣化，或者特殊化的手段來實現(xiàn)的，比如非洲的酋長對野貓的皮毛和牙齒擁有特權(quán)，泰國國王壟斷了白象，英國的君主則對沖上岸的死鯨享有特權(quán)等等。

《制造中國：消費文化與民族國家的創(chuàng)建》

[美]葛凱 著  黃振萍 譯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7

牛津大學歷史系副教授葛凱在《制造中國》開頭引用了茅盾的短篇小說《林家鋪子》中的一段：國民黨當局以愛國為由出臺“封存東洋貨”的政策，令小商人林先生苦不堪言，不得不拿自家的金項圈兌換了四百塊大洋給黨部行賄，才獲得了“把東洋標簽撕去了就行”的特許。作者從“國貨運動”出發(fā)，探討了消費主義和民族主義這兩個“舶來品”在二十世紀初的中國先后滋長并互相糾葛的復雜歷史。

葛凱通過研究發(fā)現(xiàn)，20世紀初中國爆發(fā)的歷次消費抵制運動均以失敗告終，在運動初期，學界和商界往往因民族主義情緒而在抵貨問題上短暫結(jié)盟，但隨著運動的深入，商人們開始無法承受損失，貨物短缺和物價上漲也引發(fā)民眾不滿，加劇了學生和商人們的矛盾，原本旨在抵制帝國主義的運動，最后大多演變?yōu)椤皭蹏鴮W生”與“奸商”，“國貨擁護者”與“走狗”之間的內(nèi)斗。

當然，抵制活動也并非一無是處，葛凱認為，它“為中國人提供了一個表達民族主義和反帝主義的彈性平臺”，而歷次抵制運動的政治遺產(chǎn)，也滲入到中國人的消費觀念當中，以至于時至今日中國人的消費行為依然時常受到民族主義情緒的左右。而隨著特朗普的就職和全球化的新一輪危機，貿(mào)易保護主義和用消費選擇表達民族主義情緒的行為開始在全球范圍內(nèi)集中爆發(fā)，這本書或許可能提供一些回應(yīng)當下問題的思路。

《中國都市消費革命》

戴慧思 編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6

本書是1997年耶魯大學“當代中國城市的消費者與消費革命”研討會論文集，由耶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亞洲研究中心主任戴慧思主編。與會的學者從商品房的發(fā)展與房地產(chǎn)廣告，第一代獨生子女的商業(yè)化童年，保齡球的友誼之道，生意場上的香煙支配，都市情感咨詢熱線等日常生活的微觀變化，分析了改革開放以來，消費主義對中國社會的深刻影響，用主編戴慧思的話說，中國經(jīng)歷了“第二次解放”。

著名人類學家閻云翔在《漢堡包與社會空間》一文中對最早進入中國的麥當勞、肯德基等快餐廳進行了研究?？觳蛷d在美國被看作是忙碌者的快速“加油站”，低收入人群的家庭餐館，以效率和經(jīng)濟實惠獲得成功，而當90年代的中國消費者在快餐廳逗留數(shù)小時，休息、聊天、讀書看報或者慶祝生日，并花掉月收入的1/6的時候，快餐廳顯然已經(jīng)成為了美國文化和現(xiàn)代化的象征，這種體驗對消費者來說太有價值，以至于不能趕時間。

今天看來，這些研究關(guān)注的社會現(xiàn)象已經(jīng)過時，但它提出的問題卻依然值得思考，那就是幾十年的經(jīng)濟改革是否產(chǎn)生出一個本質(zhì)上不同的國家-社會，或者國家-個人關(guān)系，是否帶來了各個層面上的國退民進，物質(zhì)的豐富、消費的自由又是否有助于形成一種市民之間的橫向連結(jié)，從而挑戰(zhàn)過去自上而下的權(quán)力結(jié)構(gòu)，亦或者，消費產(chǎn)生的自由只是一種去政治化的逃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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